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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6/10)

[2020抗疫专题]檀新建:池州傩逐疫事象研究



编者按:

春天如期而至,疫情依然严峻。这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在改变着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转变着人们的诸多观念,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思。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里,新冠病毒或许是个独一无二的变量,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瘟疫却是一个常量。古时的科学技术远未如今日这般昌明,先民们面对可怕的瘟神,在医疗手段之外,还发明出一系列方法,在漫长的岁月中守望相助,获得趋利避害的信念和力量。行傩逐疫便是其中之一大宗。当然,出于原始信仰的傩事活动,并非是可供今日调用的经验,但在这些祭祀活动中,却鲜明体现出先民对瘟疫传播规律的认知、对加强共同体联动的“自治”管理诉求、对健康平安的祈望。即便在今天,我们依然不难看到种种与“傩”相关的群体性文化心理的现代存留与“变型”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行傩中富有积极心理暗示和宣泄意味的仪式活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精神动员与心理治疗的探索和实践;而那份对自然万物的真诚敬畏之心,亦是先民留给日益骄矜自大的后世子孙值得珍视的教谕。温故而知新,知古以鉴今,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特推出相关专题文章,以供学术探讨和交流,并祈盼疫尘尽荡,玉宇澄明。

今日推送本专题第一篇:《池州傩逐疫事象研究》,感谢作者檀新建老师对于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的大力支持!



池州傩逐疫事象研究


檀新建  文/图


檀新建

安徽池州人,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民俗学会理事,池州学院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俗学、非遗传承与保护);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市戏剧家协会理事,贵池区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贵池区文联委员,区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并专注于以贵池傩为主的民俗文化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考察、调查、研究贵池傩;撰写有关贵池傩等民俗文化文章约六十万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驱鬼逐疫活动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民俗中广泛存在。在我国的北京、贵州、青海、湖南、安徽、江西、江苏等地,与“驱邪逐疫”相关的民俗种类十分丰富,以“逐疫”为主要功能的民俗活动五花八门,有驱傩、跳傩、跳尸公、跳五猖、跳钟馗、跳开山、跳布扎、捉黄鬼、打鬼戏、斩旱魃、泼火鸡等等。

傩事作为上古驱鬼逐疫活动的历史载体,直到现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偏僻山乡,仍依照旧俗,搬演不衰。安徽池州傩中的“驱鬼逐疫”,是傩事活动的核心仪式,是充满象征与隐寓的意义聚合体的一部分。

与戏曲演出并列的“关公斩妖”“钟馗捉鬼”等“逐疫”事象,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功能及功利本质,这些事象蕴藏了民众由对疾疫、灾害产生的恐惧而生发的借助傩神驱逐疫魔、消灾解厄、祝祷康宁的社会心理动机和趋利避害、祈福纳祥等精神诉求和强烈愿望,彰显了乐观、自信、无畏等积极心态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在战胜疫、灾中的独特作用。

透过“逐疫”事象的背后,可以感知先民对瘟疫传播规律的认知和对健康平安的祈望以及民众在运用积极的心理防疫、精神抗疫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另外,对现存乡傩民俗“逐疫”事象的了解和分析,对于研究当代抗疫心理,扩展抗疫渠道,发散抗疫思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古傩及池州傩事“逐疫”的历史渊源

“驱邪逐疫”是傩文化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典型特征,历史最为悠久,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病毒是天灾,瘟疫古来有之。鼠疫、霍乱、天花、疟疾等均肆虐并无情地伤害过人类。在医疗技术落后的古代,为了对付这些疫魔,人们想出许多办法和招数,“巫傩驱疫”就是其中最原始、古老的一种方式。

目前,已发现关于以傩“逐疫”的最早文字记载是甲骨文的一条被称为“方相辞”的卜辞。《周礼.夏官.方相氏》有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1];《礼记.月令》载:“天子居宫室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旌,衣黑衣,服玄玉,食粟(素)与彘(至),其器闳(宏)以奄,命有司大难(难与傩通)旁磔(针),出土牛,以送寒气。”[2];《周礼.占梦》载:“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傩),殴疫。”[3];《后汉书》中亦有对以傩“逐疫”较为详细的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债皂制,执大妓。……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4]。

有关傩的记载,较早的还有《论语.乡党篇》,总共只有十个字,原文是:“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按照古礼,“阼阶”即“东面的台阶”,古人宾主相见时,宾客从“西阶”入,主人在“东阶”迎。汉儒孔安国在注《论语》时对这句话做了一些解释:“傩,驱疫鬼也,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庙之阼阶也。”。

除此,古代文人的诗作也有描述,如,唐.姚合《除夜二首》有“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诗句;唐.薛能《除夜作》有“驱傩看鬼神,团圆多少辈”诗句;宋.冯山《丁卯除夜》有“庭罢驱傩戏,门收爆竹盘”;宋.苏轼《和子由除日见寄》有“府卒来驱傩,矍铄惊远客”诗句;宋.慕容彦逢《恭和御制观傩诗》有“日近新正腊已残,冬冬傩鼓响晴寒”[5]等诗句。

傩最初主要是用来借助神的力量驱逐瘟疫,消除自然灾害。傩除驱除疫邪外,还包括祈求寒暑相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国富民生等。秦汉的傩主要以驱逐瘟疫恶疾为目的。而且自东汉时期开始,有了分工明确、级别分明的活动团体,宫廷大傩规模扩大,不再是方相氏一人在驱傩,而是由方相氏率领十二神兽和120名振子,逐室驱疫。魏晋南北朝时期,傩舞伴随着动荡,不断融合各民族的乐舞文化,在表演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新发展。隋唐时期,傩舞的内容和阵容都发生了变化,宫廷傩、官府傩、寺院傩、民间傩、军傩都获得发展。尽管傩舞的内涵不断丰富,但“驱逐瘟疫”依然作为其核心功能而一直保留不变。

傩祭原本就是为了驱鬼逐疫,避祸图安。刘锡诚认为:“傩是古代流行在中原地区的一种祭祀,其目的在于驱鬼逐疫,祈福禳灾,保佑平安。就其形式和功能而言,傩是祛邪巫术的一种”[6]。

安徽池州(贵池)傩事逐疫历史悠久。池州(贵池)一带有傩活动较早的确切文献可以追溯到明代。明嘉靖《嘉靖池州府志》第二卷“风土”篇“逐疫”条目下记载:“逐疫:凡乡落自十三至十五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象,或滚球灯,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群饮毕,返社神于庙。盖周礼逐疫遗意”[7];清光绪甲申冬重镌的《梨村章氏宗谱。风土篇》记载:“新年蛋茶相迎……作傩戏……鸣金跳号,谓之‘逐疫’”[8]。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逐疫与迎请社神、杂戏、杂技表演、宴饮等混合举行,并通归在“逐疫”名目之下了。由于池州傩有这些在社坛场域举行的仪式,在傩活动中包涵着一些社日活动内容,因而池州傩祭与社祭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复合。但是,傩的基本文化主题始终是驱邪逐疫,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背离。

   自宋元至明初诸多姓族迁居池州山区,繁衍壮大,到明清时期已形成聚族而居、支派分明的宗族社会。不过此时他们的迁居地池州(贵池)却是“穷乡僻壤,草木未辟,地广人稀,村深草蔓”[9]的蛮荒之地,自然环境恶劣。宗族的谱牒记载“各村族居深山中,冬温夏凉,得四时之正,惟地多卑湿,云雨时常有,暴风昏雾感者多病”。居此恶劣的环境中,各族姓“寄希望于神祗和巫觋去驱除、灾祸、疾病和祈求丰年”,自然需要行傩,举办各具特色的傩祭活动。

在池州(贵池)悠久的傩文化发展过程中,方相氏驱邪早已演化成关公、周仓驱鬼、钟馗捉鬼。“关公登殿”和“钟馗捉鬼”中的周仓斩妖、钟馗捉鬼保存了方相氏驱鬼逐疫的文化因子,是池州傩一系列“文化表演”中“驱邪逐疫”文化主题的核心符号。笔者在傩乡调查时,问当地民众为什么要举行傩事活动?几乎人人脱口而出:“驱邪逐疫保平安”。而且,村中老艺人还向我展示其收藏的傩戏文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的祖先既崇拜又惧怕各种神鬼,要想驱鬼逐疫、化灾纳吉、降福人间、人寿年丰,就要给神祭以供品,焚以香火,并以歌舞进行酬劳。娱神是为了取得神的好感,以便继续保佑他们免除各种瘟疫和灾难。”[10]。毫无疑问,池州傩仪式的一系列“文化表演”成了不折不扣的驱邪逐疫、祈福纳吉的文化符号。而这一系列文化符号中,“驱邪逐疫”是整个傩文化符号的核心,而“斩妖(斩却疫鬼)”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二、池州傩《关公斩妖》《钟馗捉鬼》《打赤鸟》等事象及其逐疫功能

池州(贵池)民众举行傩事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包含了“逐疫”。“逐疫”,是池州傩中重要的事象之一,贯穿于整个傩事活动过程中,在“傩舞”“傩戏”“傩仪”和“傩俗”中均有体现:


(一)傩舞:《关公斩妖》


又名“关公登殿”(荡里姚)、“圣帝登殿”(殷村姚)、“煞关”(缟溪曹)、“关公舞大刀”(邱村柯)、“赶刚”(张村汪)。表现的是关羽率周仓、关平莅临村社,关公命周仓舞大刀驱妖逐邪,降福一方的情景,目的是驱邪逐疫、禳灾纳祥。

在这段傩舞(也是逐疫仪式)中,关公、周仓、关平均为正神,小鬼即为疫鬼。现今保留该傩舞的村庄较多,形式各村虽有差异,内容却都是请关羽之神灵前来驱邪捉妖。一般都放在戏剧演出的最后举行。如清溪叶姓吉祥词(喊断)所写:“杂戏搬得甚高强,谢你厅前好戏场。杂戏般般皆演就,捉鬼踏马来谢场。”[11],扮关公踩竹马舞大刀,捉拿东、南、西、北、中五方小鬼,其喊断词如:“拿住五方小鬼,在我村中无事(胡作)非为。今日大王拿到,送在本村庙里。”;殷村姚“圣帝登殿”中,关羽穿绿袍戴红色面具,率关平、周仓上场,再站于后方的桌上,表示这位“圣帝”登临巡视。继之,由舞财神和舞古老钱的演员再度出场,赵公明手执钢鞭,挥打四方;执古老钱的舞者则换为矮步行走,并且右手增加一把单刀,左手的古老钱也恰似一枚盾牌,二者舞罢,站立于关羽麾下。在这里,赵公明的出场,目的也是逐疫。因为赵公明被道教封为元帅,又曾经是一位瘟神。他不但能为民间的信奉者招财进宝,也能为他们驱邪逐疫。晋代的《搜神记》记录了赵公明的瘟神神职,说他驱使鬼吏索人性命。梁朝的《真诰》中也提到赵公明是专司“土下冢中”的阴神,为瘟神之首。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率领手下阴兵驱除瘟疫的善神,并进而演变为财神。赵公明从瘟神向驱瘟之神转变的过程也体现了先民对瘟疫的了解与进一步认知。赵公明神话的转变是先民对瘟疫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掌握了一些有效防控措施的产物。当先民对战瘟疫的能力有了一定提高时,他们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所创造的瘟神形象就逐渐转变为英勇抗瘟之神。[12]

在殷村姚的这段重要的“逐疫”之舞中,关羽开始登场时自报来意:“今日三阳开泰运,时逢佳节闹元宵。嚎啕神圣耍今朝,预保南姚真吉兆。(白) :俺,乃汉祚(寿)亭侯关云长圣是也。今当降临于此,特命周将上前,驱邪逐疫,赐福降祥。”[13]

这里的“逐疫”是由关公命其部属周仓舞大刀,杀四方。当舞至高潮时,族中两名壮年汉子上台将周仓扶住,以防其扮演者过度用力舞刀致体力不支而虚脱。



(二)傩舞:《打赤鸟》


正月初七和十五,祠堂里。锣鼓声中,两位舞者上台,一人戴黑脸长须面具,红布包头,穿彩色绣衣,手持一弓,弦开满月,搭箭欲射,另一人戴白脸面具,红布包头,着红衣,手持木制“赤鸟”(并非皆为红色)模型。二人在舞台对角对峙,持箭者追逐赤鸟,持鸟人躲避,二人在台心擦肩而过,换位,重复动作。共舞四段,间以喊断,最后把赤鸟打下,持箭人把“赤鸟”挂于箭弓上。

“赤鸟”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弓箭射杀赤鸟呢?《打赤鸟》又具有哪些涵意呢?

古汉语“鸟”与“疫”发音相近,赤鸟应是“赤疫”的讹变。依据之一是,汉代张衡《东京赋》描写当时宫廷大傩时有“逐赤疫于四裔”的句子。赤疫,当然是瘟疫之鬼。古代,医疗尚较落后,无疑瘟疫是十分可怕的。但赤疫究竟是什么形象,是否像鸟,已无从考究。不过,有一种大傩逐赶的对象,名为“毕方”,它的形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见则其邑有讹火”。薛综在为《东京赋》注释时也说:“毕方……如鸟,两足一翼,常衔火在人家作怪灾也。”,毕方如鸟,可能是古人对火焰升腾的联想。从《东京赋》得知,赤疫和毕方在汉代都是大傩驱赶的对象,也许经过时代的推移,人们已经忘却毕方与赤疫的形象,而把这两种驱傩的对象混而为一了。

除了祓除旱灾和占卜之外,“打赤鸟”最重要的内涵和功能就是“驱邪逐疫”。这个舞中,突出的道具便是“弓箭”和“赤鸟”。古人对弓箭有畏惧心理,从而产生了对弓箭的崇拜。用桃弓苇矢驱除疾殃,是一种厌胜巫术,起源很早。汉代张衡《东京赋》:“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锁,巫觋操花,振千万童,丹首玄制。桃弓棘矢,所发无桌。”李善注云:“桃弧,谓弓也;棘矢,箭也……《旧汉仪》:‘常以正岁十二月命时候,以挑抓苇矢且射之……’《左氏帐》曰:‘桃弧棘关,以除其灾”,可见,对此事的记载相当明确。同样出自张衡《东京赋》,也有关于“赤鸟”即是“瘟疫之鬼”的记录。


(三)傩舞:《钟馗捉鬼》


又名“跳钟馗”、“跳判官”、“舞判”。山湖村唐、王二姓表演内容各有不同。贵池老屋唐(包括新屋唐)的表演为舞者二人,钟馗戴青黑色面具,驼背鸡胸,手拿宝剑,身挂“彩钱”,小鬼戴狰狞面具,也身披彩钱。舞蹈以锣鼓为节,无唱词,类似哑剧。先是钟馗用宝剑指向小鬼,小鬼不断作揖求饶,钟馗倨傲作态,小鬼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比。不久,小鬼伺机夺过钟馗手中宝剑。钟馗失剑,反向小鬼打躬求饶,小鬼不予理会。最后,钟馗急中生智,夺回宝剑,将小鬼斩却。这个舞蹈的本意是为了驱疫,钟馗显然是一位充满正气的驱邪神,只不过在这里用一种诙谐的方式加以演绎。

如果说关公代表了忠义信的儒家正统文化[14],那么钟馗则代表了中国人精神中旁门左道的另一种文化,这就是斩妖逐邪杀鬼的文化,也是对正义平等的精神诉求。人们喜爱钟馗,最重要的是他能打鬼驱魔,除邪镇宅,保护民众,赐福纳祥。人们喜欢他无所畏惧、疾恶如仇、一身正气,所以,尽管他丑,尽管他的身份是鬼,人们却从来没有厌弃他,每到年节喜庆日子,家家户户都要张贴他的年画镇鬼祛邪,傩村要跳钟馗,这种风俗源自唐朝持续至今,一千多年从未更改。

有关钟馗的来历和出处,有:傩仪方相说、傩舞角色说、仲傀巫师说、上古重黎说、钟葵辟邪说、终葵说、洗衣棒槌说、菌名说、雷神钟鬼说、灵璧人说、零陵才子说、户县终南山说等等。除此,还有其他源头,如,古代典籍中的记载,也是钟馗的来历和出处之一。[15]。钟馗较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唐逸史》等,而有关钟馗的戏曲、小说,有明代杂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明朝小说《钟馗全传》、清代小说《斩鬼传》和《平鬼传》。

根据上述有关钟馗来历和出处的分析,可见钟馗并非实有其人,可能是由逐鬼法器“终葵”而来。终葵为逐鬼之物,被取为人名作辟邪之用,而演变为真有钟馗其人的附会。

钟馗的恐怖造型,可能源自傩仪中的方相,在驱鬼上可以收到以恶制恶的效果。因此“钟馗捉鬼”有古代大傩方相氏及十二神兽驱逐恶鬼的遗意。

这个推论有其历史背景,因为钟馗在传统的宫廷傩与乡人傩中,都扮演人格神的角色。另外,钟馗与门神神荼、郁垒,更有着一脉相连的降鬼属性。

无论钟馗是否源自终葵、方相,抑或是神荼、郁垒,又或者是多种来历的融合,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钟馗的功能和形象。钟馗在小说、戏曲中,都保持了正气凛然、为民除害的特征,因而广受百姓拥戴,这正是傩舞“钟馗捉鬼”得以流传至今的根由。


(四)傩舞:《舞回子》


正月初七,姚村祠堂里。在急促的锣鼓声中,两个回子跑步上台。二人上台后,右手叉腰,左手伸向斜前方,在舞台右后至左前斜线上,跑动换位四次,每次跑位左右手姿势在侧身时互换,然后呈对峙状,顺、逆圆场,上身姿势不变。舞至舞台正中,相向站定,乐声停止,喊断,舞至舞台正中,相向站定,乐声停止,再次喊断。

最后,俩“回子”四把刀交碰一下,在乱锤节奏中,二“回子”双刀举在身前,跑步圆场一周,下场。

“舞回回”实为舞方,在中国的舞蹈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祭社,是对自己土地神的祭祀,祭方则是对自己土地以外的四方神的祭祀。方,还有四时即四季的含义。原始农业是十分落后的,先民处于一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对自然灾害和瘟疫几乎没有抗御能力。一旦发生灾害和疫情,总认为是从他方蔓延而来,因此觉得只祭祀自己的土神是远远不够了,还要祭祀四方神祗以求得四季风调雨顺、平安康健。

中国有史以来,就把与方外人的交往看作是政治清明国家昌盛的表现,体现着和睦与吉祥。先秦至隋唐,一直把四夷的乐舞纳入祭祀和饮宴仪式。池州傩舞“舞回回”便是这一传统的民俗化演变。舞四方之乐舞即是太平、康宁的象征,因此便在祈年的祭仪上跳起了泛指四方民族的“回回”舞蹈,以求“民安”,也就是求得自己免遭疫灾劫难。


(五)傩俗:《踩村游案》


池州(贵池)峡川柯的踩村“游案”和荡里姚在黄村巡游,是我国古代“社祭”及“沿门逐疫”在民间的遗存。

“春社”和“秋社”时,峡川柯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案”活动:由一人扮作小皇子捧着“案菩萨”昭明太子神像,在太子伞的罩护下走在前面。众人抬着朱漆描金,富丽堂皇的龙亭,龙亭中间供奉着“文孝昭明圣帝”的牌位。后面簇拥着高举木牌、兵器、彩旗、锣鼓等器乐的全套 “銮驾”队伍,经过全村各家各户门口,神情肃穆地走进燃香摆供的农家庭院, “案菩萨”在村民们虔诚目光的注视下,被端放在香案前接受拜祭。

入夜,游案结束,傩戏开场,锣鼓喧天,焰花怒放;先请“二郎神”,再跳“舞滚灯”;吃“斋粥”,消病、痛、困、厄、灾;拜“五星”,祈福、禄、寿、喜、财。

荡里姚驱傩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是村民住户的庭院。该村正月十五傩队抬龙亭出行朝青山庙,出村前要绕道去社坛,途经住户门口,各家在自己门口恭迎对圣驾,要点香、放鞭炮、焚烧香纸马等。据该村傩戏会长、国家级非遗(“池州傩戏”[16])传承人姚家伟介绍,过去村里有到每家每户去“拜年”的仪式,1993年该村傩事刚恢复的前三年也有这个程序,后来因人手不够,简化傩事程序,这项活动中止。

该村另一项“沿门逐疫”色彩较浓的活动是:正月十五上午,参加青山庙会的村民抬龙亭出祠堂,到社坛举行简短仪式后,队伍出村口向青山庙方向出发。

队伍途经路边左侧一个叫“黄村”的小村庄时停下,众人抬着龙亭进入村庄,挨家挨户舞伞、喊断。黄村每户人家均在门口或家中摆好烛台、祭品,放鞭、行礼,迎接龙亭[17](内安放傩神),有的人家包红包、赠烟、酒,送被面酬谢。之后,继续前往青山庙。朝庙仪式结束,最后一家抬龙亭离开(即所谓的“关庙门”)。回程路过黄村时,再次进村到各家各户“沿门逐疫”。


从峡川柯和荡里姚的踩村游案可以看出,“沿门逐疫”在池州(贵池)多已简化。有的村多已转化为以绕村方式进行,而不再进入住户庭院家中,甚至不在村民门口停留。如刘街上下村、缟溪曹、徐村柯、岸门刘,笔者都曾着他们的队伍一同穿过村户,傩队途中所经过的人家,都在门口放鞭炮、燃香、烧纸、鞠躬迎接,也有行跪拜大礼的,依稀可辨古傩“沿门逐疫”之遗风。 


(六)傩仪:《踩马》

 

踩马,是池州傩村独有的“逐疫”仪式活动。正月十四,在山湖唐,会首请神词念毕,四少年向面具叩拜行礼。然后由执事长者替他们戴上面具,开始踩马,称踩“启圣马”。“启圣马”要跳完踩马的全部动作。之后,便是“出圣”,形成以旗锣鼓伞为先导,后面是吹奏乐、彩旗、面具箱、狮子箱和童子四人的地马队。童子穿武将服,腰间扎竹马。“花关索”骑红马,糊红纸,“鲍三娘”骑白马,糊白纸,“鲍义、鲍礼”所骑马分别为黄、黑色。

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唐、王两姓“出圣”必须沿一定路线绕行一圈,其直径约五公里,并且方向相反,形成一个逐疫、祭祀圈。一路经过牛冲、垅南、前冲、后冲、唐家祠堂旧址、新屋唐、石山湖、许家岔等村庄,每至社坛、水口、土地庙、五猖庙、祠堂旧址、其他庙宇,四位少儿都要戴上面具,踩一次地马。踩地马有“发令”(舞令旗)、“溜马”、“交战”等动作,表现了古代战将骑马战斗(战疫)的风采。

“出圣”至各村踩地马,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至本祭祀圈范围的所有村庄踩马逐疫;二是与地望相连的各村交流感情,以达到和睦乡里、互祝康宁的目的。队伍最后来到两村之间的小丘岭地带,小丘上有一空场,中有一棵枯死的古树,传说是一座古庙的基址,也是祭祀圈内各村共同的社坛。枯树是古老的社树,社树下摆一方桌,方桌上摆放对土地的三牲供品。在锣鼓、鞭炮声中,先是四少年在社树前踩马,接着戴其他面具者表演“舞土地”等傩舞,并伴有舞狮。所有内容完成,“逐疫”“朝社”即告结束。

踩马逐疫,渊源甚早。《后汉书·礼仪志》便有汉代宫廷大傩骑马驱赶疫鬼的记载:“先腊一日大傩……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锥〔洛)水中。”[18]仪式后,迎候在宫外的五营骑士手执火炬再把疫鬼赶到洛河里。汉代,五行学说已甚流行。显然五营骑士是五行、五万观念形成后的产物。五方,又是在四方的基础上的发展,它与古代的方祭有着密切的关系。皇宫自然可以兵马代表五营,百姓则只能用竹马替之了。驱马赶鬼,本是人类狩猎生活的反映,这一观念大约在人类驯服了兽类以后不久便己产生。在神坛的演变过程中,帝王将相逐渐取代大量的自然神,因此马作为神的坐骑,也经常被赋予神的色彩。各地傩坛上之请神,多有“发马”的仪式,还衍生出洗马、刷马、割马草、饮马、备鞍、发马等表演,目的是派马去天界将神迎来。“跑竹马”,隋唐时期已纳入仪式性歌舞,并逐渐与胡舞、胡乐相结合,构成一种与假面妆扮相关的表演。至宋代,竹马发展成队舞。池州傩舞“踩马”中,地马多由童子担当,高跷马则是青年人的职责,表演很有技术难度,或演绎戏曲故事情节,或展示高跷技艺,核心功能只有一个——“驱除疫鬼”。




(七)傩戏:《孟姜女》之“出山神”


池州傩村茶溪汪等傩戏会正月搬演傩戏《孟姜女》,其中有一出“出山神”,其中就有与“逐疫”相关的唱、白内容——

山神:小娘子,说与你知,前面三十六里,有个蛇王庙。白蛇精常喷毒气(病毒)损行人,你自小心了。我自回去,领你金钱并纸马,我今赶虎入山林。真畜生,好伤人,高叫三声敢吓人。猛虎低头身不动,藏牙伏齿便回身。

旦(唱):山林过,遇清平,前面又是白蛇精。口似血盆牙似箭,昂头开口好伤人。

山神(白):古制立庙白蛇精,常喷毒气害路人。伤人一嘘云雾起,伤人好歹在吾心。

旦(唱):深深拜,拜山神,白蛇拦路好惊人。与你金钱三五贯,与我斩断白蛇精。

山神(白):我今领你金钱并纸马,我今斩断白蛇精。[19]

……

这里,白蛇精即为疫鬼的替身。


(八)傩俗:《祭五猖》


五猖事象在皖南池州较为广泛和集中,如,四、五十年前,贵池的很多村庄路口都建有五猖庙,与土地庙很像,颇似一种微缩的庙宇,庙高约1.5米,内塑五位猖神神牌或木石雕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贵池南山刘村外的一个小山冲里,当地乡民恢复重建了一座土地祠与五猖祠合一的小庙,高不到2米,宽2米多点。右侧供奉五猖,左侧供奉土地公、婆。

五猖神龛两侧有对联一副,文曰:“荡尽妖氛清闾里,扫除魔障佑村民”,土地神神龛的对联是:“公曰疫绝人强,婆云财旺民安”。土地公婆是出土的早年的青石浮雕像,或许相隔年久,当地已无人能再塑五神之像,因此,五猖只树立了一块牌位,上书:“敕封五猖大神之神位”。

贵池殷村姚村外,50年前有一座五猖庙,内塑五位猖神,四人为花脸,一人为白脸,中间一人黑面,手执钢鞭。

值得注意的是,池州的傩事活动中也贯穿了祭五猖的内容。池州傩乡对五猖的祭祀和崇拜几乎随处可见。

据清人郎遂编纂的《杏花村志》记载:清顺治以前,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四乡的傩队都要集中到府县,朝觐梁昭明太子(萧统)祠。朝毕,四乡傩队在城里戴面具巡游,其中有“七圣刀”,一人作穿胸贯腹状。[20]其实,“穿胸贯腹”者并非“七圣”,而是“剖腹剜心五猖”。

池州的傩事自始至终皆围绕面具进行,而傩面具的制作有着极为严格的规程,新制面具完成后,必须举行开光仪式,面具才能启用。

举行仪式时,傩神会的香首们都要参与,内容有“起猖”、“驾猖”、“跑五方”、“收猖”、“埋罐”、“点光”等程序。

“请神”是池州傩事中重要的仪式,不少家族在请神时要礼请五猖。在当地农民心目中,五猖既是凶神,又是消除关煞、福佑一方的善神。五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甚至连最高神的五方五帝身边也有他们的存在。乞求恶鬼保佑,用各种祭品“供奉”,用各种虔诚的礼仪取悦,主要目的都是人们祈求来年人口康宁、平安和庄稼丰收,家族幸福吉祥。

乡民每遇有兵燹、瘟疫、人祸、天灾,会祭五猖,以驱邪纳吉,即便是平常日子,也会“居安思危”,会“跳(祭)五猖”逐疫祈福。


(九)傩俗:《放河灯》《撒豆》《送寒衣》


正月十六日,在白洋河边的荡里姚村,将会举行“逐疫”傩俗《放河灯》、《撒豆》、《送寒衣》,这是本年度傩事活动最后一项内容。早晨,由年首持五色伞,另有村民一人放鞭炮,一人打锣,一人持土铳,一人拿塑料袋,内装祭祀物品。约8:10分,五人出发,一路鸣锣、放鞭,从村中小路朝村外走去,要把寒衣送到村西的白洋河里。到了河心桥面上,放河灯,把蜡烛放在一个小纸船里点燃,然后放入水中,让它顺水漂流。再把神伞点燃,说这是给孟姜女送去的寒衣,同时,对天空放铳三响,放鞭炮、烟花,焚香,烧纸马,向河里撒豆。之后,返回,不再敲锣,伞架带回,以备再用,返回时要走另一条路回村,进入祠堂,简单收拾后锁上祠堂大门。至此,本年度的傩事活动全部结束。   


(十)其他


在池州傩事活动中,除了燃烧稻草把、燃香、烧纸马、吃腰台饮酒、舞龙灯、杀鸡血祭以及薰柏香、用烈酒揩拭傩面具、沐浴净身外,乡民们还要燃放烟花爆竹,放土铳,敲打锣鼓、高声呐喊等,以助壮胆量,营造气氛,震慑疫鬼;此外,还有利用仪式音乐来抚慰心灵,以傩事禁忌来规避风险等等。

以上傩俗事象,均显示出民众借助傩神驱邪逐疫的强烈意愿。



三、池州民众事傩“逐疫”的社会心理分析

池州傩乡民众举行傩事逐疫活动,有着如下心理背景:

首先是恐惧心理。这里所指的惧怕,主要特指对危害人们的恶鬼包括疫鬼的惧怕。

傩与气候的关系极为密切,《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等文献所记载的傩“毕春气”、“通秋气”、“送寒气”,都和气候有关。

我国是一个主要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气候对作物生长、农业生产的影响巨大,如果寒暑失调,必然导致旱涝灾害,进而导致作物无实、疾疫盛行,后果极为严重。贵池历史上是自然灾害频仍的地区。据《贵池地区志》载,贵池春、夏、秋,常常出现自然灾害:自1137(宋绍兴七年)1993年的851年中,区内出现大的水旱灾害80余次,平均约10年出现一次——如,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东流夏大水,出蛟,坏民田舍,秋大疫;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池州府夏大水,夏疫。……1949年后的水灾记载更是频度惊人,如:1949年,大水,长江水位17.28米,沿江大小圩堤决口;1954年,大水持续114天……1969年,6、7月降雨900毫米以上……1970、1977、1983、1984、1987、1989、1990、1991、1993年均有水灾,频度之高,令人触目惊心。该地不仅水灾频仍,旱灾也时有发生。据《贵池地区志》记载:“每年7月上旬,梅雨结束,雨带北移黄淮流域,本地区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进入盛夏炎热少雨季节,常发生伏旱、秋旱……”[21]。这些水旱灾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疾疫,给傩乡民众留下的记忆是惨痛的,是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

处在交通、信息闭塞甚至蒙昧地区的民众因为缺少先进可靠的医疗手段,疾病给他们所带来不仅是肉体的痛苦,还会伴随着夺去亲人生命的无奈和悲伤。因此,这种记忆无疑也包含着对病痛的害怕和对疾疫的恐惧。由此推而广之,所谓人生有各种不安与厄难,如疾病不能医、居宅火盗、田亩不收、财富银钱之不安,民间将这些东西称之为“关煞”。这样,“怕心”因关煞而呈形而上价值,超出日用之怕而有了生命终极之怕,傩活动的内在基本驱动力即由此生出,人们许愿还愿,得关保关,都有消灾弭祸、保全生命的意义,一切正来自于这种“怕心”。

由于长期受神话传说、民间鬼怪故事等传统神鬼思想的浸染,傩乡多数民众潜意识里,笃信有神鬼的存在,于是,人心对疫魔之“怕”便成了傩事中逐疫活动的内心驱力之源,便有了对利用傩事逐疫的坚定、执着和心理依赖,即便是暂时的缓冲和遮蔽,乡民们也宁可相信,举行傩事,能使自己的恐惧与担忧被淡化和消解。

其次是敬畏心理。这种敬畏,是指对所有被称为“傩神”的敬畏,还有对祖先的敬畏以及对自然万物的敬畏。

人介于神鬼之间,古人在敬畏神明的时候,同时又害怕恶鬼。敬神其实是为了制鬼,神如不能制鬼,则不能安慰民心。池州傩舞中的关公、钟馗等傩神,就是在这种能制鬼的心理下,由多种想象、多种神话、多种宗教意识和多种民俗事象融合,而创造出来的人物,他们驱鬼逐疫,为民除害,成为中国古代最受民众欢迎和喜爱的典型形象。

通过对傩俗事象的观察可知,民众并没有停留在最初的恐惧、害怕之中,而是在逐疫活动中,慢慢树立起一种战胜和驱逐疫魔的信心和勇气。

由此我们注意到:在请神阶段,人们迎请各路神灵,使他们聚集傩坛,并用各种手段娱悦神灵;在遣神阶段,则是利用神灵的阶段。人们迎请、取悦神灵的目的也就是呼遣神灵驱邪斩妖、求财赐福、预告吉凶、保佑平安;在送神阶段,人们把所请神灵送归居所,为了防止留恋村庄、为害乡民,还要断绝有可能招回他们的中介物品。从送神举动中反映出村民对神灵的一种既爱又怕的复杂心态,同时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在当地的知识体系中,傩神、戏神具有造福与为害乡里的两种可能的复杂属性,这就是为什么要小心侍奉、祭祀神灵的原因。

在荡里姚傩仪式活动中,举行“仪式”时,参与者都是如临大敌,表演者、观看者都不敢有丝毫大意。最后,斩妖后的送神环节,祠堂里所有的村民都跪地行礼,恭送神明。这是荡里傩最重要的、不可省略的核心环节。

在池州傩一系列祭祀仪式中,神明是正义的代表,是吉祥的化身,他们帮助人间驱除鬼疫,消灾纳吉。在傩戏中,决没有鬼蜮的市场,它们是被驱逐追赶的对象,不但手中没有武器,而且十分狼狈,这是保持了最初傩祭对鬼的驱除讨伐的传统。

三是崇尚心理。这里是指民众笃信有神灵、相信傩神之威。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在人类的观念里慢慢就产生了另一个世界——神界。在人类的早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无法解释遇到的自然现象,便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神仙信仰。人们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彼岸的神灵身上,当人们在世俗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希望可以借助神仙的力量来解决人间的难题,所以人们就会想办法和神灵产生沟通。傩祭,就是傩乡民众用于和神灵沟通的一种独特方法。贵池民众有崇佛、崇道、崇儒的传统,而乡傩恰与儒、释、道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的关联。池州傩中包括“关公斩妖”“钟馗捉鬼”“新年斋”等种种逐疫、祭祀活动,均是人们的生存需要与神灵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既表现出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敬畏和依赖,同时也反映了人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薛艺兵先生说:“仪式中,形式是虚拟的,而感受是真实的……仪式表演者不仅在表演神话,而且从表演的情境中感受神圣。他们在表演着‘理想世界’的同时,也将自己溶入这个理想世界的‘真实’感受之中。”[22]

由“怕”而入“畏”,则是人心在圆转自容机制下企图消除“怕”的自身疗治机制。畏心一起,怕心便获得了一个趋求平衡安稳的契机。相信其自在自为,从而生长出对于自心不疑不惑的认同回归,这就是信。对于“鬼神”之类,民间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则灵,不信则妄”就是这种意思。“信”心的转出将人心又放回了人心,最初的“怕”与“畏”便得到消解。

四是祈求心理。贵池民众举行一系列傩事,体现了祈求康宁、幸福的意愿。当生活中并未出现现实困境时,举行祭祀活动以祈求长久的平安幸福。而此间的“福”,涵盖广泛,包括长寿福、富贵福(五星会)、多子福(抢灯伞、过马杯)等等,此谓“祈福纳吉”。还有就是,祈求通过祭祀仪式来改变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危机和祸患。此谓“除厄禳灾”。如,水灾(舞滚灯)、旱患(打赤鸟)、病魔(关公斩妖)、牢狱、战争(殷村姚抗日时,在正月之外举行的傩祭)等等。

在举行傩事活动时,民众将疾疫,化无形为有形,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疾疫,赋予其疫鬼形象——或狰狞恐怖或丑陋怪诞。民众的逐疫心理,除了惧怕外,还会树立一种自信,舒畅情志,增强免疫力,从而达到消解焦虑、提振信心、鼓足勇气、鼓舞士气的作用。

人们以各种驱鬼逐疫的傩仪、傩舞,使自己得到一种精神抚慰和神秘的心理暗示,我们可以从中观照出乡民们迎神祀祖、隆重虔诚的仪典背后,那无须掩饰的对邪魔鬼疫深恶痛绝和无法遏止地对幸福生活强烈追求的心态。

结语



池州傩是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代傩文化不断层垒积淀的结果,最为古老的文化层是最深层、最底层的“驱邪逐疫”;在池州傩事活动中,“逐疫”成为整个庞杂祭仪的核心部分。人们小心而虔诚地迎请各路神灵来帮助自己“驱邪逐疫”,这一事象源自于古代的神鬼信仰和驱赶巫术。它化威胁宗族和村庄安全的无形“疫鬼”为“有形”,并将其作为假想敌,通过一系列神秘的仪式、典礼、舞蹈、戏曲等活态载体,借助“正神、大神”对其进行集中震慑、讨伐和驱逐。在以宗祠为中心的特定“场域”里,村民们在傩神的庇护下,在各类音、声营造的浓烈氛围中,释放因焦虑、恐惧、憎恶等引起的负面情绪,以此提高宗亲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身心免疫力,增强战胜疫魔的信心、希望和斗志,形成人神合一、正定压邪的集体意识,凝聚超物质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而表达消灾解厄、祝祷康宁和趋利避害、祈福纳祥的心理诉求,实现祈盼神灵逐鬼除疫、保佑大地风调雨顺、过上平安、康宁生活的现实愿望和功利目的。同时,在酬神敬祖的一系列祭仪中,寻求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这种驱逐疫鬼的仪、舞,寄予了先民对健康平安的祈望,记录了先民对瘟疫传播规律的认知,具有提醒民众防范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人际传播等客观作用。并可由此看出,面对疫情,除了运用医疗科技手段之外,民众积极的心理防疫、精神抗疫,也很重要。了解和研究乡傩民俗中的“逐疫”事象,对于当代抗疫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注释

[1] 周礼.夏官.方相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851.

[2] 礼记.月令[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540.

[3] 周礼[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晋]司马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127-3128.

[5] [元]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一下)[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刘锡诚.傩祭与艺术[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7] [明]嘉靖池州府志.时序(卷二)[M].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62.

[8] 转吕光群.贵池傩文化艺术[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8:159.

[9] 南山刘氏宗谱[M].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10] 虾湖姚傩戏剧曲本[M].抄本:1.

[11] 傩戏剧本(清溪叶剧本)[M].抄本.

[12] 毕旭玲.中华抗疫神话系列解读:颛顼三子•黄帝逐疫•瘟鬼献方[N].文汇报,2020.2.19.

[13] 傩戏剧本(殷村姚剧本)[M].抄本.

[14] 沈泓.关公文化[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2:75

[15] 沈泓.钟馗文化[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2:37

[16] “池州傩戏”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17] 一种用于摆放傩面具的类似花轿、状如亭阁的木制物品,为池州傩村独有。

[18]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19] 傩戏剧本(茶溪汪村剧本)[M].抄本.

[20] (清)郎遂.杏花村志[M].民国九年《贵池先哲遗书第二十五》影印本:79.

[21] 池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池地区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111.

[22]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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