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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1/29)

第三届“东岳论坛” ——道教与傩戏的文化共生与交融研讨会会议综述


韩郁涛、邢欣欣 撰稿



2019年11月23日上午,第三届“东岳论坛”于北京隆重开幕,并以“道教与傩戏的文化共生与交融”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日的学术交流活动。会议由北京东岳庙、中国傩戏学研究会联合主办,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全国学术界专家学者、各省市道教协会负责人以及新闻媒体、信众代表等150余人参与了本次论坛。期间,全国各地的高道大德与专家学者们,围绕道教与傩戏的关系及各自的文化特征与属性,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现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摘要,以飨读者。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在《傩戏傩文化的当代价值》报告中,认为傩作为一种祭祀文化,呈现的是一种原始和本真的变化,表现的是人类初期的本能和基本生存的法则和观点。我们对于傩戏与祭祀文化的认识,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回归,它给我们所提供的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秉持的原则,使得我们对舞蹈创作、戏剧创作等其他的艺术创作,才可能带有根本性的思维。祭祀文化所代表的实际上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带有祭祀性。但是有一个领域,还没有被我们所涉足,这个领域就是民间的祭祀表演。民间祭祀文化在我们现在的学术领域还属于一种比较边缘的状态,包括知识精英阶层,越来越多的具有这样的意识——从民间祭祀文化中寻找一种资源和力量。而且,民间的祭祀文化是未来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来我们对傩戏傩文化的研究,空间还是无限大。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东岳庙住持袁志鸿以《自觉和责任——北京东岳庙2019》为题,详述了道教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色。北京东岳庙始建于元延佑六年(1319),今天适逢盛世、新时代、新中国、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国建国70年大庆,北京东岳庙今年(2019)也正好经历700年历史过程。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文化自信,有责任挖掘道教、乃至于东岳信仰和文化中有益当代社会的内涵,阐述清楚,弘扬服务于当代社会,这是当代学界、教界应有的自觉和责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北京东岳庙七十六司司像研究》一文,首先厘清了关于七十六司的界定与职能问题,并认为它是人间理想化的政治体制的投影。其次,阐释了七十六司所表达的善恶报应与司法公平、公正的主旨思想,东岳庙的七十六司实则承担了道教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的职能,其中有部分机构与傩戏也是相关的。很多机构的设立,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惩恶扬善、导人向善的积极思想,这对于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当代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华斌在《由巫入道及道家阴阳文化——孔又专〈祭祀仪式剧与道家道教阴阳文化研究〉序》一文中,认为“巫”,包括“傩”,属于普泛的原始信仰;“道”,原本是春秋末年老子的一家学说——道家。老子和庄子并称“老庄”,是道家文化的基本哲理。由巫入道、亦巫亦道,以及相关仪礼,是原始信仰走向宗教文化的必由之路。有学者将巫傩礼仪纳入原始崇拜仪式、戏剧原始乃至阴阳文化层面,是对傩文化底蕴的深度开掘,体现了巫傩文化与道家道教文化在哲理和仪礼方面的一脉相承。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谢路军的《东岳大帝信仰的人文意义探究》,从自然、方位、灵魂、祖先、君权和神仙崇拜等六个方面,提炼出在东岳大帝身上所折射出的“敬畏自然”、“和于术数”、“慎终追远”、“敬天法祖”、“君权神授”、“仙道贵生”等精神追求和人文意义。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国钧《关圣信仰在东亚的流传与艺术呈现》一文,从招魂、安魂、镇魂的角度重新研读《关张双赴西蜀梦》,提供了一个认识该剧的新角度。文章把该剧与日本能谣曲《关羽》比较,旨在说明中日古典戏剧中镇魂主题的共生性与普遍性。而这种情况大量存在,应当引起现下学者的重视与关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远国《论道教元皇派的历史与神系》一文,将明清时期广泛流传,而现如今却少为人知的正一元皇派,也叫正一玄皇派予以了翔实地勾稽与阐释。将元皇法派的祖师爷——“赵侯圣主”的历史原型、人物事迹、衍变过程进行了梳理与论证。

上海大学朱恒夫在《论东北民香的来源和与旗香的关系》一文中,对东北民香的来源进行了探析,认为东北民香活动与山东人民闯关东息息相关。并对民香与旗香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旗香是在期汉人接受满族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属于满族萨满的一个支系,而民香仍属于汉族傩祭,但是长期处于满族文化环境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满族萨满的影响。文章最后从举办时间、演艺组织、剧目分类等三方面介绍了民香的表演形态。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张泽洪与胡琳所作《论道教法服的内涵与象征意义》,认为道教的法服,又称为道服、道装、羽衣、仙服,道教以“道”为核心教理,法服是道士信奉大道的符号标志。在道教斋醮科仪的坛场上,法师身穿法服以祭告神灵,斋醮仪式的神圣性才能彰显,科仪法事才能如法如仪举行。道教科仪经书对法服的形制有详细阐述,历代科仪宗师赋予法服以道法的象征意义。他们从道教史上所见的道教法服威仪、道教法服的威仪与法服的规制、道教法服的内涵与象征意义三个角度出发,论证得出道教法服作为信奉大道的象征符号,彰显昭示出道教神仙信仰的多重意涵。着道士服,披道士服,成为出家奉道的标志。道教法服的宗教内涵和象征意义,法服的行用更增强了法师威仪和仪式坛场的神圣感。道教法服既展示出道士的威仪形象,又具有浓郁的道教神仙信仰内涵,值得我们从宗教学、人类学、宗教艺术学的角度予以解读阐释。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姜守城《台南地区灵宝道派的朝参给牒科仪》一文,提及朝参给牒科仪是南台湾灵宝道派拔度斋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南地区的朝参给牒科仪通常与解结科仪联袂演行,甚至以解结科仪来泛指朝参给牒和解结,抑或将朝参给牒视为解结科仪中的一部分。据其田野调查所见,台南地区流传的给牒与解结两种科仪文本通常合并在一起,其封面冠名曰《无上拔度解结释罪科仪》。实际上,朝参给牒与解结释罪是两种相对独立的科仪,不可混淆为一。这两种科仪的宗教功用及其象征意涵,诚如拔度斋坛榜文中所言——“引参三宝,给授牒文,解除口愿”。换言之,沐浴完毕的亡魂被引领至三清殿前拜谢三宝、颁给牒文(库牒、厝契),并解除口业罪。通过他本人田野调查与结合台南道坛内部秘传的科仪抄本及历代传世文献,对朝参给牒科仪予以了深入探讨,认为其仪式上的理论建构和情节设计,完全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和投射,充分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传统理念。

上海道教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王驰《宋元道法修持的嬗变路向初探》认为,修道是一个体用完善的系统工程,必需兼顾到形上、形下的方方面面,并以身证法、笃实精进。自“道术”而至于“道法”,由“丹鼎”“符箓”并峙而形成“雷法”等融合型新法,道法修持即大致沿此嬗变路向,在宋元四百年的历史舞台上抒发精彩。其特点是,具有强大的融合与统摄能力,足够把道教中主要的智慧精华搜罗提炼,并合理有序地纳入有机的学术整体里。其结果是,传统道法以修证为基础,以济度为宗旨,从理论创新到技艺建构,再一次实现了全面提升,从而不断地发挥至新的境界,演绎着新的气质。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何玉人在《道教科仪与傩祭仪式剧》一文指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最古老的宗教。而傩祭是上古时代图腾崇拜时期的一种仪式。也源于原始的巫术,巫师是祭祀仪式的统领着,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所进行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称为傩祭或者傩仪。傩戏是在傩祭、傩舞、说唱、民间故事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共享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无论是道教以及它后来形成的一系列科仪,还是傩祭仪式戏剧,都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存续,两者之间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宗教的形成晚于巫觋祭祀仪式,所以道教的历史虽与傩同一源头,但是它形成的较晚,道教成为宗教后,登上了与儒、佛同等的地位;而傩祭傩仪却一直在民间流传,并不断的从道教的典籍和科仪中吸取新鲜的内容,所以,傩祭仪式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内容也越来越庞杂。而脱胎于巫傩的道教仪式自然也不免有浓重的原始祭祀仪式特征,由此形成了道教中有巫傩,巫傩中有道教的难以分解的互为关系。“科仪”就是这种关系的直接体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萧霁虹与昆明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德宏州盈江县青云寺住持、保山长春灵宝派道士万上行合撰的《道教科仪对云南保山香童戏的影响初探》一文,讲到云南保山香童戏,是流传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的一种古老戏种,与昭通端公戏、文山梓潼戏、澄江关索戏合称云南四大傩戏,俗称“跳神”,因从事香童戏表演的人自称“香童”,因此得名“香童戏”。保山香童戏也是一种形式特殊的“香童”祭祀活动,是当地汉族神鬼崇奉习俗中具有代表的祭祀方式,并且源远流长,至今流传。保山香童戏是一种戏剧形态,目前已被申报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保山香童戏又是一种乡土祭祀在西南边陲的完好保存,其所表现出来的巫、道、佛兼容和和祭祀过程和出现的祭中有戏,戏中有祭,祭戏互补的丰富内涵。香童无论自称“截教”还是“三教合一”,从信仰根源上保留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在传承发展中学习和吸纳道教的科仪方式。也可以说,道教影响了香童的发展过程。

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王萍《明清甘肃民间道教崇祀戏场的分布与特征刍议》一文指出,明清时期是甘肃道教神庙及崇祀戏场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关帝庙、城隍庙、龙神庙等道教崇祀戏场大量涌现的文化现象,一方面表征了明清时期国家通过道教引导民间信仰向正祀靠拢,成为官方推行教化、维系地方社会信仰、道德秩序的积极努力,一方面也反映了民间以崇祀戏场为媒介,对道教信仰的广泛接受和传播。因此,对明清甘肃道教崇祀戏场的研究无论从道教史还是戏曲史、民间信仰等角度,都将是十分有意义的探索。

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林莉君通过《晚清以来“胡公信仰”及其音声的传播与演变》一文,论证了胡公其人、神话传说与胡公信仰的形成,并基于纸媒的考察,耙梳了胡公信仰在浙地的传播与演变。得出了纸媒因其媒介的特质,以及媒介人的自身视角,造成了传播内容的剔除择捡、碎片化乃至“变味儿”。指出当前的媒体叙事,可以说是弱化了胡公的信仰内涵,简化了民俗及仪式事象和仪式中的音声,强化了新奇性和娱乐性;致使历史建构流于简单化,甚至不乏错讹之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广保《正确理解道教中国化》一文,认为正确理解道教中国化实则是正本清源的问题,是个重新理解道教内在精神及道教区别于世界上其它宗教之中国特色的问题,换句话说是摆脱西方近代以来在全盘西化之浪潮下西方宗教观念对道教的影响的问题。也就是个回归传统的问题。

中国道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丁常云在《东岳信仰的历史、现状和展望》一文,论述了东岳神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神灵,被华夏民众所广泛崇拜。东岳信仰是中国道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广大道教信徒普遍信仰的重要内容。东岳文化和信仰重新成为民众宗教生活中不可缺失的重要内容。并通过考证东岳信仰的历史以及分析东岳信仰的现状,对东岳信仰的未来前景,予以了展望。认为东岳信仰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二千余年,并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岳神系和信仰文化,对于进一步弘扬道教优秀传统文化,助推道教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道教之音》主编隋玉宝《略说东岳信仰的发展流变对道教中国化的启示》认为,东岳泰山不仅是一个自然和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个文化和信仰上的存在。关于东岳泰山的信仰深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她是丰富的、多层次、不断演化的。东岳信仰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对自然的敬畏和生的热爱最终衍生成为阴阳、天地、生死等辩证而完备的哲学体系。此外,东岳信仰,还集中体现了道教丰富的爱国情怀及人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崇拜。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秘书长李志远《浅析傩戏对道教文化的借鉴与运用》一文指出,傩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活动体系。傩文化在后世发展的过程,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且没有形成规范体系,只是近乎自在状态地在民间发展,向能够借鉴学习的儒释道及戏曲艺术学习,形成了亦仪亦戏的存在样态。在阅读傩戏文献时可以发现,傩戏在对道教文化元素的借鉴与运用是多方面的,就戏而言,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傩戏科仪中所奉请或调遗到傩坛的神灵有些是来自道教的主要神灵,这部分主要是傩坛法事要请这些神灵来帮助完成事主完成心愿;二是道教神灵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出现在傩坛,这部分虽然有了愿的成分,但更多地表现为娱乐,犹如戏曲中的“神仙道化”剧。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强昱在《碑刻资料反映的明代北京东岳庙的宗教活动》中,认为有明一代的道教的兴盛,不输唐与宋。而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看,由嘉靖至万历又是重要的转型时期。今天存留于北京东岳庙的碑刻,为我们考察当时精神生活的状态,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因此提炼碑刻文献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一、东岳大帝的神格;二、行会或者香会等体制外的组织;三、香会的构成人员的特点;四、碑文作者的认识态度。虽然深入的研究有待来日,但是通过对特定历史阶段遗存的金石文献的反省与总结,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北京东岳庙具有的特殊地位。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李祥林《多民族视角下的中国傩文化》一文,分别从傩的起源角度、傩的多民族传播、傩神崇拜的多民族问题详细论述了多民族视角下的中国傩文化。并认为,立足审美人类学,从跨地域、跨族群视角切入,追溯历史,观照现实,结合起源、流布、习俗就傩文化进行考察和论述,有助于我们从底层的、民间的、世俗的非主流层面加深对既多元一体又一体多元的中华美学及艺术的把握和认识。

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黄海德《北京东岳庙〈张公碑〉史事考略》一文,作者从张公与撰碑者赵孟頫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出发,并将北京东岳庙之《张公碑》与同为元代重臣赵世延所撰《昭德殿碑》、大儒吴澄所撰《大都东岳仁圣宫碑》、文士虞集所撰《东岳仁圣宫碑》与《河图仙坛之碑》予以比较。通过翻阅元代中后期之道经史籍,就其中若干史事略作考辨校正,对东岳庙《张公碑》的考察和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究。

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郑开《方相氏考及其他》一文,旨在从早期文献中勾勒材料,一方面揭示古代傩戏如何交织于礼文及其民俗化趋势,从而从一个侧面展示古代戏曲与宗教仪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希望梳理道家典籍中屡见不鲜的“方相”“罔象”“徜徉”等语词,分析其中蕴含的丰富复杂的精神经验,进而揭示古代礼俗投射于思想史的轨迹、及其创造性转化之特征。

四川大学教授詹石窗《傩与道教文化漫谈》一文,认为道教与中国古代的戏曲关系密切,其中与傩也有重要关联。并通过傩与道教神鸟崇拜、傩与道教医学养生、傩与道教经礼、傩与道教符号象征四个部分,详细论证了道教与傩文化的互动性。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固盛在《宋徽宗御解〈老子〉的特点与影响》一文中,指出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崇道皇帝,对《老子》自然十分重视,并亲自加以注解。并且如果仅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宋徽宗之注具有自己的见解,颇合道家精神。但由于宋徽宗昏君的形象深入人心,容易使人对他的老学产生误判,以为其过于消极。实际上,宋徽宗不仅对老子的道论有深入阐述,而且发挥黄老之旨,主张用老子之道治国理政,无为而不废有为,具有积极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蔡林波在《汉画中的“傩神”考论》中,认为“傩”作为一种古老的禳除或驱疫巫仪,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亦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为社会上下尊崇。在迄今出土汉画中,被认为出现了各种“傩神”形像。对此,许多学者就汉画中的相关图像进行了解读,并提出各种说法。这些说法虽各各不一,却皆有一定根据,对认识“傩神”的身份、形像及其神学内涵,无疑具有推进作用。其文通过对与傩相关的研究及问题、汉画中的“傩神”形象分析、道教中的“桃君”与“傩神”这三个部分的探究,对“傩神”身份及形像确立的历史脉络以及其背后的宗教文化内涵进行了有益探索。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邢欣欣《浅析德江傩堂戏剧目的世俗性》一文,以贵州德江傩堂戏为对象,以《傩韵——贵州德江傩堂戏》一书中所选取的傩堂戏剧本为蓝本,从剧目主旨、文本内容、语言风格等三个方面对贵州德江傩堂戏剧目的世俗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江苏省句容市道教协会何春生《江苏的东岳信仰略考》一文,从江苏东岳信仰的历史渊源、各地的东岳庙、江苏东岳信仰的文化特征及江苏茅山的东岳上卿司命神君等几个方面对江苏省的东岳信仰进行了考论,他表示:东岳信仰在江苏的传播与发展一方面是古代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山岳的崇拜,再到帝王岛推崇和道教的介入以及风俗民情、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出道教文化对民族精神财富、民族心理影响到印痕。

云南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武与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所李小龙合著的《“真人”与“妖人”——清代道士娄近垣和贾士芳的不同境遇》一文,从贾士芳、娄近垣和雍正帝各自的身份和经历出发,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和雍正年间的奏折、谕旨,来分析雍正帝对此二人身份认定的背景和原因,并挖掘谕旨诏书本身所反映出的文本价值取向。文章认为贾、娄二人的不同遭遇的原因除了娄、贾二人迥异的出身经历以及学识修养之外,还有雍正帝基于身体需求、社会需要、政治考量等方面做出的价值选择,这个过程中,雍正帝“严格尊卑”和“天人感应”的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文章表示雍正帝的宗教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对道士的优宠和对道教的弘畅;他一方面推重道教贵生延生的修行理论,另一方面着意强调道门科典祈福禳灾、裨益世道的济物利人之功效。借此契机,以龙虎山为代表的清代正一道积极向国家权力寻求依附和重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广西民族大学民社院教授容志毅《国祭黄陵与重构民族信仰》一文,通过信仰是人类聚合的粘合剂和稳定剂、信仰在国家形成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目前的社会思潮正逐渐从器物信仰转向文化信仰以及信仰、人类、自然间的关系这四个版块的论述,表明国祭黄陵在重构中华民族信仰之魂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李跃忠《傩坛里的道教元素——以临武油湾村“狮子愿傩”为例》一文以临武油湾村“狮子愿傩”为考察对象,对傩坛中的道教元素进行分析总结。作者认为傩仪和道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傩仪和道教二者的影响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道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上古时期包含巫傩文化在内的各种原始巫术、原始宗教;而傩仪文化功能的增加也促使傩坛法师根据功能需要及时代、社会环境等变化,吸纳一些一些包含道教神、咒语等在内的内容。

池州市贵池区文联戏剧家协会檀新建在《道教与贵池傩的文化共生与交融》一文中总结出十点贵池傩中的道教元素及二者文化共生与交融的具体体现,并对贵池傩戏中蕴含的道教思想探微,对贵池傩戏吸收道教文化元素并与之融合、共生的成因及贵池傩乡人举行傩事、尊崇道教的心理因素进行探析。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文化体育局倪开升在《道教文化融入香童戏之管见》一文中,对香童戏进行了介绍,并对香童戏剧目、科仪中的神祗对道教文化的吸收进行了分析,最终对道教文化对香童戏的影响及其意义进行了总结概括。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章伟文在《元代道教仙传对钟离权的记载及问题——以<金莲正宗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及<仙鉴>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金莲正宗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仙鉴》三部元代道教仙传为考察中心,对钟离权的著作及师承、承传等生平事迹等情况进行考察,提出“钟离权与全真教的关系”“钟离权的著作”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山东大学赵卫东教授《丘处机心性论探析》一文认为,丘处机是全真教的变革式的人物,并厘清了丘处机道心(又称天心)和仁心、道性和众生性两对概念,提出丘处机主张心空性现的修炼方式。发言最后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点,丘处机心性理论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第二点,丘处机的修道是悟万有皆虚幻;第三点,受到佛教禅宗的深刻影响。

江苏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冯可珠在《道教与傩戏的仪式对比研究》一文中,从“空间构建”“神圣空间的联系和区别”“傩戏对道教符的吸收和运用”等三个方面对道教与傩戏仪式进行对比研究,认为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既有对立和对抗的一面,也有互补和相互借鉴的一面,道教要迎合所在时代和社会的信仰需求,就需要吸收民间信仰的神灵,以完善自己的神学体系。

贵州大学文学院吴电雷在《西南少数民族庆(傩)坛之道教五显神迹稽考》一文中,考证总结了“五显”的六种释义,并且论证了“五显”与“五通”的关系,二者异名实同,“五通”是“五显”的前身,“五显”是“五通”演化而来。

南昌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刘永红《民间傩舞演绎形态的“虚幻性”》一文认为民间傩舞打破了观众的现实感,在虚幻的空间、虚幻的时间、以虚幻的力表现和建立另一个世界的虚幻形象。文章从时、空、力综合探索民间傩舞的演绎形态,分析作为原始信仰的傩舞从文化舞蹈向审美舞蹈的转换。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张帆《福州九案泰山信仰与城市“大傩”》一文介绍了福建地区的九案泰山信仰联盟与城市大傩,根据其传承与现状,张帆认为民间信仰及附着其上的包含傩俗在内的民俗活动,千余年存在着、也不乏其自主的调整能力,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运行的内在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道教室主任、研究员汪桂平《试论东岳信仰在辽东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以北镇东岳庙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北镇东岳庙为中心对东岳信仰在辽东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进行考察。文中提出东岳信仰在宋元时期就已经传播到辽东地区,明清以来兴盛,在北方各族民众中广泛传播,具有深远影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张方《碑刻所见陕西古代的东岳信仰》一文表示,从碑刻史料来看,陕西地区的东岳信仰十分兴盛,东岳庙的数量远远超过西岳庙。另外,文章从碑刻的角度考察了陕西东岳庙的建置与分布和陕西古代民间东岳庙会,分析了东岳庙与道教的关系和陕西东岳信仰兴盛的原因。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赵国庆《明清诗文中的东岳庙》一文,从诗文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东岳庙香火旺盛的原因,认为与其宗教功能的适时转化和扩展密切相关;入清之后,北京东岳庙官祀的重要性进一步弱化,而以善恶奖惩、求嗣求财保平安以及行业祖师信仰等为基础的民间信仰无形之中得到强调。这说明了民间社会与官方与官方系统的相互妥协、相互支持的微妙关系。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张永宏的《己亥年闽北建瓯东岳庙巡礼》一文,记录了己亥年闽北建瓯东岳庙巡礼的所见所闻,认为“实用性”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内外道场”并存的现象证立道教地域性与宗教性的文化样貌,为理解道教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颇具启发性的窗口。同时提出,当代道教的发展,还面对一个如何应对“历史遗产”的问题。

学苑出版社编辑范静《南乐目连戏在时代语境下的发展与嬗变》一文认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南乐目连的娱乐性受到当代环境中各因素消长的影响,展现出新的发展面貌。文章试从文化主体性、演出场域、传承场域等角度,对不同历史阶段造成南乐目连独特艺术样貌的种种因素进行分析。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孙亦平在《论道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东岳文化——以江苏的东岳庙为例》一文中,称东岳文化以“尊道贵德”为核心价值观,在吸取儒佛道三教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群体协作和个体修养并重的原则,一方面要发扬道教东岳文化中有利于人格完善、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要摒弃其中的那些古老而过时的成分、那些有碍于社会进步的东西,通过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将道教智慧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实际践行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通过增强文化自信,为新时代道教中国化的实践提供了坚实支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仲宇在《从大傩到送船》一文中,从傩与送船的共同主题为对健康和安全的焦虑、傩主题的反复提起、送瘟仪是大傩的新型复制等三个方面论证了傩文化中的某些成分被道教所继承。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民协梅山文化研究委员会李新吾在《试论东岳信仰对梅山巫傩体系的庇护作用——以新化东岳庙的“庙中庙”为个案》一文认为,新化东岳信仰应为明代官方教化梅山峒蛮的工具之一,但是东岳庙实际却是梅山巫傩系统的最佳庇护所,梅山巫傩仪式保留和利用东岳信仰。文章最后提出宗教与信仰,本就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一定条件下,弱势信仰能依附或借助于强势信仰以谋生存,并反过来影响强势信仰;强势信仰,也能为弱势信仰提供被动的庇护作用。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盖建民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雪涛合撰的《关于新时代道教文化现代性诠释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本就是道教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是新时代发展对道教文化进行现代性诠释的理论根据。同时,“道教之道”以“道法自然”为内核,以道御术,以术显道,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这说明了我们队道教文化进行现代性诠释,当回归道教与传统科学关系密切这一思想传统,沿科学化方向进行思想解读。新时代道教文化的新诠释,应当以实证的态度、科学的眼光、理性的精神发掘传统道教医学的宝贵财富,实现从“仙学”向“长寿学”“医学”“养生学”的进一步转化,从而推动道教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继而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道教文化应有的贡献。

在闭幕式上,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刘祯总结时指出,中国傩戏学研究会自成立三十年来,本次研讨会是首次与北京东岳庙共同主办,突破了传统的办会形式,是一种创新。研讨会“道教与傩戏的文化共生与交融”的主题,实则揭示了道教与傩文化内在的密切联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次,他认为与会专家学者水平高,论文学术质量高、涉及内容与范围广。在每场学术报告之后,评议人都针对每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专业的学术点评,使现场参会人员与论文作者都有所获益。再次,他谈及此次研讨会分组方式极具特色,道教与傩戏学者相互交融,而非各自为阵,促进了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与学习,符合此次论坛的宗旨。最后,他强调,将原本关系密切而今各自为阵的道与傩进行集中与融合式的讨论,实则是一种文化和学术的回归。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东岳庙主持袁志鸿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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