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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2/19)

曲六乙:傩魂

作者

曲六乙 (1930~),当代著名学者、戏剧理论家。辽宁瓦房店人,原籍山东蓬莱。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河南开封中原大学、武汉中南文艺学院创研室研究生班。1954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6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任中国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84年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创始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副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顾问,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多次担任文化部“文华奖”、中国剧协“梅花奖”评委。著有《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戏曲表演的十耍技巧》(合作)、《戏剧舞台的奥秘与自由》、《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他》、《三块瓦》、《乙亥集——曲六乙戏剧论文集》、《中国傩文化通论》(合作)、《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三卷本)等。《艺术——真善美的结晶》获1984年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


(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傩学经历了从非自觉到自觉,从粗浅认识到较深理解,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漫长过程。这期间经常发生“瞎子摸象” “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前者以偏概全,不识庐山真面目,后者缺乏理论的先导,易于走入理论误区。通过实践的考察和理论的争鸣,经历了较长的孕育期,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并开始形成初步的架构。

傩学,萌发于20世纪中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热点从50年代的傩舞, 80年代的傩戏移到90年代的傩文化学和傩文化史。它是学术专业性很强而又涉及宗教、民俗、艺术、巫术、仪式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广泛领域的人文交叉(边缘)学科。

傩(nuo)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字,对许多人来说,相当陌生,然而它同人类生命与生存紧密相连。在古代它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使在今天,它仍渗透到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些方面。

古代文人和现代学者对傩有种种诠释,最普遍的理解是“驱鬼逐疫”,即“驱傩”或“逐傩”。至今江西一些地方称为“跳傩”。的确,它是商周以降三、四千年来傩文化活动中最基本的形态。但作为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艺术文化的复合形态,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还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仅限于“驱鬼逐疫”的研究,无异于画地为牢,是很难建构一个新兴人文交叉学科的。

傩,大约源起于旧石器中晚期狩猎活动的驱逐术,在人神不分、人兽不分、神鬼不分“三不分”的蒙昧时期,在“万物有灵论”的思想支配下,原始人主观上企望获得超自然的威力,以抵御猛兽的袭击和气候的恶劣,法术和巫术便应运而生。在狩猎的生产实践中,原始人逐渐将法术、巫术与驱逐术融合起来,用于消除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包括驱逐瘟疫。这就是傩的萌生。这在今人看来实在是幼稚,愚昧,荒唐可笑,因为任何巫术手段都与科学背道而驰,是无济于事,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但原始人与应运而生的巫觋却是虔诚无欺,笃信无疑的。他们从氏族社会末期,以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意志,把傩推向漫长的历史进程。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始,傩开始有了变化。所谓夏“裼”,就是夏代祭祀各种非正常死亡的“强死鬼”活动。殷商时代甲古文中的象形字,反映了人们手持工具将鬼(同“九”)赶出大门的情景,到了周代,理性思维占据上风,傩被纳入“礼”的范畴。先秦文献记载,傩的主要目的是调理阴阳二气,以求寒暑相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国富民生。这些傩祭仪式活动,是以萌芽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其哲学基础的。这里有主观唯心论因素,也有唯物论因素。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阴阳观念的是《国语·周语》。公元前780年,周幽王3年,三川发生地震,伯阳父的解释是“阴伏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 “今三川实震,乃阴失其所而镇阳也。” ①把阴、阳二气作为宇宙的基本物质,视为决定事物成败、荣枯的一对对立的本源。

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周易》),以“奇”(—)、“偶”(— —)代表阳和阴,以阴阳的各种变化解释宇宙万物的盛衰和消长。

周代一年三季的大型傩祭活动,实际上是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具体实践。

季春之月,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

仲秋之月,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②

季春“国傩”,是在国都范围内举行的傩礼。“九门磔禳”裂牲以除祸,唐·杜佑在《通典·礼》中说:“磔禳以犬祭,犬属金也,故磔之于九门,所以抑金扶木,毕成春功”,即以毕春气。《周礼注疏》:“凡祭祀,供犬牲,牲物,伏、瘗,亦如之。”即将犬牲埋于门前大道中,可阻止被傩逐出的疬气再也不能返回九门之中,侵害天子之国都。

季秋“天子傩”,在王室内城和寝庙进行,意在逐除阳暑之气,以达秋气,使人畜食物得以储藏,免遭饥荒,而“以狗御蛊”,一如季春磔狗,狗属“金畜” “阳畜”,用以消除疫疬热毒之气。

季冬“大傩”,是全民性的傩祭活动。冬天阴气极盛。高绣在《吕氏春秋·季冬纪》注中说:“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关于“出土牛”语,陈皓注《月令》说,“出,犹作也。月建丑,丑为牛,故特做土牛以毕送寒气。” “建丑”,即农历十二月之代称。

汉·郑玄注《礼记·月令》说,季春国傩“难(即傩的原字,下同)阴气也,驱寒祛阴,寒退阴弱”,方能“毕春气”。季秋天子傩。“此难,难阳气也”,意在驱除过剩的阳气,才能阴阳调和, “以达秋气”。季冬大傩, “此难,难阴气也”,用大傩以祛强阴。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周代的傩礼,是以巫术为中心,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萌芽为行动依据,以“气”为宇宙万物之本源。《月令·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合同,草木萌动。”四季的节令气象,使万物感时而生长繁衍。周天子在四季之初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都要举行“迎气”仪式,否则“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礼记·乐记》)。

综上所述,周代三季之傩祭,意在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不使一年各季的阴气或阳气过剩到“物极必反”的程度;或抑阳扶阴,或抑阴扶阳,意在通过含有巫术意识的驱逐手段,以求阴阳二气在对立中达到调和,从而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发展,也有利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促进社会的安定。这里有朴素辩证法。但先民毕竟智商很低,不懂得科学知识,不懂得宇宙间事物对立统一的自然规律和法则,相反热衷于巫术仪式,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泥潭。

先民缺乏科学的医学知识,不知瘟疫之根源在细菌的肆虐。周代大傩只称“逐疫”,秦汉时则称“疫鬼”。误以为瘟疫恶疾是鬼在作祟,郑玄在解释“九门磔禳,以毕春气”时说:“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出使而行”。故而安排下级军官方相氏率领百隶到宫内“索室殴疫”: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殴疫。大丧,先匶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③疫即鬼,鬼即疫,合称为“鬼疫”或“疫鬼”。驱鬼即驱逐瘟疫恶疾。贵族死后下葬前也有一种仪式:戴着“黄金四目”面具(或头套)的方相氏先跳下墓穴,左戈右盾,从四隅驱走穴中鬼域,以使死者永远安宁。

东汉时期的宫廷大傩比起周代有了很大发展,方相氏率领十二神兽,还有120名侲子(儿童),逐室驱疫,然后由骑兵“传炬出宫”,弃于雒水之中。声势浩大,蔚为壮观,成为当时一年之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礼仪。这在张衡《东京赋》中有生动的叙述:“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瘴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最终达到“阴阳交合,遮物时育”。从商周到隋唐历经两千年的时间里,以大傩为代表的傩祭仪式活动,显示了一种壮美的气势雄浑的“傩魂”:利用和调动熊图腾(包括虎图腾)威力,驱逐鬼疫,调和阴阳,以期达到人寿年丰、社会稳定的目的。

隋唐时期除了宫廷傩,官方傩、寺院傩、民间傩、军傩都获得发展。以丝绸之路的要衢沙州敦煌为例,各级官府组织的傩队、军傩队、民间傩队、寺院傩队甚至包括从西亚传入的袄教也组成傩队,于春节前夕组成浩浩荡荡的驱傩大军。驱傩活动在各级官府衙门、部队驻地和全城民宅、寺院全面开花。敦煌傩的驱傩词通称为“儿郎伟”,其中一首唱道:


所有旧岁鬼魃,逐出境内他川。已后家兴人旺,官高日进月迁。牛羊遍满山,谷麦如似太(泰)山。兄恭弟顺,姑嫂相爱相怜,男女敬重,世代父子团圆。④

从这段粗俗唱词并联系其它“儿郎伟”唱词得知,驱逐鬼疫已不占有重要位置,唱词中的“所有”鬼魃,包括了侵扰沙州的异国胡人,都驱逐出境,以期获得和平、安宁的环境,农牧丰收,五谷满仓,家庭和美的生活。这里的傩,其内涵已同保卫国家、保卫城市、创建美好家园和幸福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傩魂有了更全面的内涵。

宋代傩在继承隋唐傩的基础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受到“三教合一”的影响,傩吸收了佛、道二教的神灵,此外还有历史人物神和民间传说神。在宫廷大傩仪式中,任职长达两千年的驱鬼英雄方相氏这个角色,被钟馗、五道将军、金刚力士、六丁六甲等所代替,亦即图腾神被人物神所代替。

宋代以降,北方几个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他们信仰萨满教,元蒙则改为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大都对中原傩祭采取排斥政策。除了明代稍有遗绪外,大傩已消失在历史烟尘之中。但在广袤的农村社会里,则分化成社傩、族傩、教傩和军傩,此外还有游傩,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与发展了从周代开始的“乡人傩”的歌舞仪式活动,在实行降神、酬神、送神三段模式的同时,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驱傩活动的遗风。如江西的“跳傩”“跳魈”,山西的“扇鼓神谱”“斩旱魃”,河北的“捉黄鬼”“撵虚耗”,四川的梓潼阳戏,贵州的地戏;少数民族里彝族的“跳豹子”“跳哑巴”,土族的“跳於菟”等等,都保持了驱邪避灾、祈福纳吉的原始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驱逐的仪式在融入各种民俗活动之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这在第四章傩与民俗中将予以介绍,而被驱逐的对象早已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如山西雁北地区的《斩旱魃》,铲除的对象是造成大地干旱的旱魃。四川傩戏《二郎降魔》则是为了降伏造成水患的孽龙。鬼的形象也在逐渐社会化、人格化成邪恶的代表,如山西的《斩黄痨鬼》,这黄痨鬼是疫鬼向恶人转化的过渡形象。《斩赵万牛》则完成了向恶人的过渡。河北武安的《打黄鬼》 《捉黄鬼》中的黄鬼,已衍变成忤逆不孝、无恶不作的人间败类。近百名村民挥舞柳棍驱赶被押解的黄鬼游街示众,经过判官、阎王的两轮审判,押上开膛破肚的刑台,再现了汉代大傩中十二神兽和上百名侲子(儿童)高喊“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破肚开肠”惊心动魄的场面,在传统的傩魂中又增添了道德力量的威力。

(二)

在农耕社会里,人们总是希望农业丰收,六畜兴旺,家庭幸福,国富民安,生活在没有天灾人祸的太平盛世。傩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人为宗教”,都无不关心人类生命、命运和生存这类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有神论占据着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各种社会制度里,原始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正是适应了古人的信仰观念和宗教心理而产生,并在不断斗争中寻求发展。


这些宗教从主导的哲学思想倾向上看,都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而较少唯物主义,甚至敌视科学的唯物主义,无视或反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们进行的旨在拯救人类命运,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各种宗教信仰的活动,尽管是荒唐无稽,却是那样的虔诚和认真,仿佛是童叟无欺,在效果上却是徒劳无益的。信徒们只是在虚幻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慰藉。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但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

“人为宗教”大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和庞大的组织机构,它们以劝善弃恶,广积阴德,普渡众生等为其宗旨,引导信徒与世无争,对神灵(佛祖、上帝等)顶礼膜拜,忏悔罪过,净化灵魂,以求神灵的垂怜和恩赐,脱离苦海,最终获得未来极乐世界或天堂的永恒福祉。



作为原始自然宗教信仰的产物———傩,没有自己的教主(创始人),没有组织机构,没有自己的宗教哲学思想系统。它信仰“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崇拜图腾、神鬼和祖灵,在祭祀活动中实践着阴阳五行学说。东汉道教兴起之初,张道陵等人几乎吸收了傩与巫的全部衣钵,如以占卜、符篆、驱鬼逐疫、请神禳邪等手段,组织与调动信徒。反之,傩又吸收了道教、佛教的神谱和祭祀仪式。随着历史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变化。两宋的“三教合一”之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傩还把许多历史人物神、民间传说神以及各地区的地方保护神,拉到自己的神坛或神图里,不断壮大自己的神灵谱系,显示自己比佛教、道教更具有无比的神威,借以招徕更多的群众。但它的本质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人为宗教”宣扬神灵主宰人类及其命运。由僧侣、神父主持大醮、斋戒、祈祷、忏悔等宗教仪式活动。信徒的命运只能消极、被动地祈求神灵的恩赐和安排。傩则相反,它要人类主宰自己的命运。傩祭仪式由装扮图腾神灵的方相氏主持,调动上自天子、百官,下及巫觋、士兵、农民、儿童、民间艺人和黎民百姓,几乎是动员全民与恶劣气候、鬼疫、邪恶等进行积极的抗争,以求获得风调雨顺、寒暑相宜、人寿年丰、六畜兴旺,国泰民安和社会稳定。



归纳说来: 1、“人为宗教”对现实是悲观的,寄望于未来的彼岸世界;傩对现实世界是乐观的,不寄望于彼岸世界。2、“人为宗教”引导信徒匍伏在神灵脚下,消极地、被动地等待神灵的恩赐;傩则发挥人类的本体精神力量,调动神灵(神兽与神将)驱邪扶正,除凶纳吉,积极地、主动地争取改变自然生存条件。3、“人为宗教”宣扬神灵主宰世界,主宰人类命运;傩则热衷于人类以巫术精神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便是傩魂的核心思想。


(三)

傩在自己的漫长历史里,与巫结下不解之缘。一部傩文化的发展史,也是傩与巫时而紧密结合,时而分道扬镳的历史。如周代将傩纳入“礼”,傩与巫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后人常把傩笼统地称为“巫傩”,傩文化称为巫傩文化,虽不无道理,但不全面也不够科学。

在氏族社会,先民在狩猎活动中发明了法术、巫术后,出现了巫。首先出现的是女巫,这与母系制有关,反映了女性的权威。到了父系制,出现了“觋———男巫”。后人合称为“巫觋”,即“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后来统称为巫。北方萨满教的萨满也是巫。巫在各地区分别称为端公、道公、师公、土老师、僮子等等。最早的巫常由酋长兼任,反映了氏族、部族或部落对行政、军事和宗教三者集中统一的领导。巫是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宗教的代表,是原始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原始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巫与官结合,谓之官巫;与医结合,谓之医巫;与史结合,谓之史巫;与占卜结合,谓之卜巫。巫掌握了天文,谓之星占家;掌握了地理,谓之堪舆家;掌握了炼金术、炼丹术,成为游方术士。掌握了象形文字,使殷商甲骨文成为观察与占卜天文、地理变化和各种“国之大事”的忠实记录。巫还善于表演,后衍变为优,成为最早的歌唱家、舞蹈家和神话传说的传承者。总之,在人类早期发展史上,巫是推动社会进步,建立原始文化的功臣。

巫最常用的手段是巫术。在盛行巫术崇拜的远古社会,先民笃信巫术具有神奇的超自然威力,把掌握这种威力的巫,视为神的使者,传达神的旨意,是沟通神与人的桥梁。巫与巫术,就其本质来说,是科学、文明的冤家对头。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说得好: “巫术是一种假定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一种不合格的行为指导,一种伪科学。” ⑤许多基于巫术“法则”的巫事活动,包括专门嫁祸于人的“黑巫术”(又叫“凶巫术”)等,本质上都是宣扬迷信,制造愚昧,毒害黎民的。古往今来,从人祭(包括“人头祭”)、童祭、贞女祭(如河伯娶妇)到神判、降神医病、预言灾祸等,被蒙骗和受残害的善男信女,难以计数。以巫为主体,以巫术为核心的巫文化,在上古时期有进步的一面,但又是一种与科学文明相背拗的文化,中世纪以后巫文化的逐渐衰败,是文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受到巫文化深刻影响的傩,与巫若即若离,但却接受了交感巫术(交感律)及其顺势或模拟巫术(相似律)和接触巫术(接触律)。仿佛如虎添翼。傩被认为具有神奇的超自然威力———一种神秘的征服自然,完善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力量。季冬的大傩便是利用驱逐巫术,赶走鬼疫和灾难。巫文化是以巫为主体进行的巫事活动。傩的活动从整体来说,并不以巫为主体,而是全民性的祭礼活动。查诸古文献资料,周代大傩驱鬼逐疫的英雄是下级军官、狂夫方相氏。在丧葬仪式活动中,为死者创造不受鬼蜮骚扰的宁静环境的也是方相氏,却没有巫觋参予的记载。巫参予的是雩祭等活动。在汉代大傩活动中的主角是方相氏和十二神兽。张衡《东京赋》中说,“方相秉铖,巫觋操茢”。巫不过是手操扫帚在一旁助威的配角。到了隋唐时期的大傩,文献在介绍驱傩各种成员时,只在结尾提到“各监所部巫师二人”。巫的作为更小,其地位远不如太祝。所谓“傩者将出,祝布神席”。⑥即方相氏等傩者逐疫,太祝只是等候在“皇城中门外之右”以备神席。两宋的大傩,在文献中已经没有了巫的记载。


巫在大傩中地位与作用的不断下降,反映了巫在社会政治和古人心目中的不断下降。“人为宗教”的兴起,汉宫巫蛊事件的败露等,都给巫以沉重打击。道教在继承了巫的衣钵之后,获得迅猛的发展。而巫在政治上进一步遭到社会的鄙弃,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扶乩、算命、相面、堪舆、降神医病,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妄测吉凶祸福,干些蒙骗、坑害黎众的勾当,走上穷途末路。另一些巫则打着道教的某些教派旗号,以傩坛班的组织形式,在为黎众进行请神———酬神———送神的还愿仪式中,演出傩舞、傩戏。在娱神活动中娱乐黎众,在一定程度上收到积极的艺术效果。这说明在现实社会里,巫只有依附于傩才能获得生存条件。今天的群众期待他们抛弃赖以生存的降神医病和神判等迷信活动,走上民间艺术家的光明之路。

自有文字以来,傩经历了三千多年的衍变与发展,从整体考量,傩活动的主体不是巫觋而是傩人或傩者,即直接参予驱傩的人。周代大傩活动中的方相氏和他率领的百隶就是傩人。巫觋主持或参予的是另一些活动,如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和“堂赠”,从大堂(大殿)中“请出不详”。比起傩来,对象不具体,且温和得多。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在雩祭中以哭感动神灵,这是利用感情因素。古文献并不把巫觋这些活动与“傩”字联在一起。


最早出现“傩人”二字的是《后汉书·礼仪志》:“百官府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傩人的内涵是清楚的。又如《后汉书·礼仪志》在记述北齐禁中逐疫时说: “傩者鼓譟入殿门,偏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戏,喧呼周遍,前后鼓譟,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郊外。”

仔细推敲从周代到隋唐的有关记述,参予大傩活动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参观者和仪式主持者,如皇帝、各级官僚和发号施令的黄门官。一类是直接参加驱鬼逐疫活动的傩人或傩者。如方相氏,百隶,扮演十二神兽(十二执事)、钟馗、金刚力士、判官、五道将军、六丁六甲等神将神兵的百隶。还有鼓吹令、唱师和众多的侲子、士兵以及梨园伶人和民间艺人。

时至今日,江西“跳傩”、安徽贵池傩戏、山西“扇鼓神谱”、河北武安“捉黄鬼”、井泾“扯虚耗”、贵州地戏、云南关索戏等都是由农民、民间艺人除疫纳吉、禳灾呈祥。西藏的“羌姆”、青海的“跳欠”、蒙古的“差玛”、北京雍和宫的“跳鬼”则由喇嘛完成驱邪祝福和净化心灵的任务。



傩人与巫觋的最大区别在于: 1、广泛的群体性; 2、驱傩的集体行动。以傩人为主体的傩文化与以巫觋为主体的巫文化,互有联系和交叉,呈现出“重叠”活动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巫觋参予傩活动时,施用的巫术几乎全都属于“吉巫术”(或叫“善巫术”),而当巫离开傩,单独进行活动时,“凶巫术”(或叫“恶巫术”)便借着神判、请神医病、消灾、占卜、算命等,直接间接地蒙骗危害黎民百姓。巫文化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理性思维日臻完善的时代,已经日落西山,奄奄一息。而傩文化由于长期坚持关心人类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并与民俗文化、艺术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到了当代,虽然也属“失落的文明”,却仍能继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四)

傩,有跨越人类多种社会制度的漫长历史,有处于各种时间、空间的表现形式,有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至今尚未完全破解的历史文化信息。把傩作为一种复合的文化形态进行考察研究,学者们称之为傩学或傩文化学。

傩文化从原始的蛮荒时代到现今的信息时代,伴随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它不断地舍弃、吸收、演变和积累,逐渐形成了独特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如果说,儒家思想体系与佛教、道教思想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三大精神支柱,那么以生命意识和生存意识为原动力,以巫术意识和民俗意识为粘着力,杂糅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佛、道神谱系列的傩文化,则是一种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综合体。在漫长的岁月里,它通过宫廷、官府、军队、民间、寺庙的傩祭仪式以及各种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利用傩歌、傩舞、傩艺、傩技、傩戏和傩俗等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傩文化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民俗意识和巫术意识,适应了古人祈求过着除旧迎新、消灾纳吉、安宁康泰生活的心态,这是它得以延续千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古代许多文化现象、民俗事象、原始宗教祭祀歌舞仪式,通过傩得以奇迹般地传承下来而免于消失。因此,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以及戏剧发生学等学科,都可以从它那里获得相应的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而这正是吸引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学者以及海外不少国家学者,前来大陆考察、研究具有原生形态或衍生形态的各种傩祭、傩俗、傩技、傩艺、傩舞和傩戏的原因。近年来多次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省际研讨会以及国际性的考察活动,使傩文化和傩戏的研究,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热点,并建立起傩文化学和傩戏学。这些学术活动对宣传中国傩文化为世界古代传统文化的珍贵财富,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扶正抑邪、调和阴阳、避灾呈祥、驱鬼逐疫为宗旨的傩,在人类宗教史、文明史上是一种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化现象。在不同地域,不同的氏族、部族或民族里,傩的表现形态则是多种多样的。


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历史悠久,人口最多,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也最广阔。在56个民族中,她最早进入农耕社会。最早发明文字,也最早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因之汉族的傩文化也最为丰富、绵长和系统,并且体现出傩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的傩文化史,就其内容来说,实际是或主要是汉族傩文化史。

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傩文化,也相当丰富多彩,但因缺乏文字或文字产生较晚,没有文献记载或记载甚少,难以探索其全貌,却有其极为珍贵之处。如果说,今天仍活跃于民间的汉族傩,由于经历了诸多变化,多数已成为再生形态,甚至原始面貌已不复存在,而有些少数民族的傩,则更接近原生形态或衍生形态。如四川白马藏人祭山神仪式和“跳曹盖” (“咒乌”),青海土族的“跳於菟”,云南彝族的“跳虎节”、“跳豹子”、贵州彝族的“撮泰吉”,湖南土家族的“毛谷斯”,苗族的芒篙、瓦族的“人头祭”,西藏藏族的“羌姆”等,考察这些“活”的傩形态,仿佛是超越时空的隧道,回到几千年前的历史里,或者说是遥远历史的生动再现。这对傩文化史、文化人类学、宗教史、民俗史、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都具有极其珍贵的资料价值。遗憾的是,对少数民族傩的考察与研究,严重滞后于对汉族傩的研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傩,至今仍属未开发的处女地。

中国傩在很早以前就辐射、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汉唐大傩仪式被遗唐使带至日本列岛。奈良时代流传下来的驱傩图,反映了对中国汉唐大傩仪式活动的继承。至今活跃在民间的民俗祭祀中就有已经日本民族化了的“追傩”活动。日本有学者认为,日本最早的古典戏剧“能”,曾经受到中国傩的影响。

朝鲜古代宫廷承袭了中国汉唐大傩的活动模式,并在嬗变中逐渐朝鲜化。方相氏引领丧葬仪式的傩俗,甚至延续到20世纪初叶。至今在韩国汉城的昌德宫里,收藏着大约200年前的方相氏四目木制面具。贵族丧葬时,这个高100公分左右的大型四目面具,立在灵柩前的车上开道。

越南在相当于中国汉末时,已有宫廷傩礼,最迟到陈朝(相当于中国元朝时期)的驱傩仪式活动已经寺院化,由和尚、道士实施。中国汉末大傩中的“十二神兽舞”已衍变为“十二神歌舞”。由于中国古代百越地区与越南接壤,国界的两边居住着同一个民族,便形成了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傩俗。

包括傩祭、傩舞、傩艺、傩俗等在内的傩文化,是中国对上述周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它是沟通中国人民与上述国家人民相互之间宗教、民俗、艺术活动的一种传统文化桥梁。在古代逐渐形成汉字文化圈的同时,它凝聚着共通的宗教心态、民俗心态和艺术审美心态。



除了东亚汉字文化圈之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古老民族是否流行过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些国家和民族不知中国傩、傩文化的概念,甚至不知“傩”字为何物。但他们同样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鬼崇拜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的古老土地上同样出现过巫(包括后来的祭司)和巫术活动。而且大都有过驱鬼逐疫、禳邪纳吉、免灾祈福一类的宗教祭祀仪式活动,如萨满教祭祀活动就曾流行在许多国家。这是人类文化史中的共同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在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已基本上消失,但在某些民俗节日活动中仍有某种变异的遗存,如美国的万圣节,德国的“魔鬼大游行”。法国学者斑文干(Jacques Pimpaneau)教授在对西方狂欢节和傩戏进行比较后说: “两者在现代世界里的演变有许多相通之外”,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表现的人类对自然的忧虑却是共同的,基本功能是避邪”。⑦德国布兰德尔(Rudolf Brandel)教授在多次考察中国安徽贵池傩戏活动之后认为,西方的“宗教的舞蹈,如‘波其顿‘、‘托钵舞’,就类似中国的傩戏”,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因之得出结论:傩,是世界古老民族的共生现象。⑧

 

注释

①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26页。

② 《礼记·月令》,转引自《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 28页。杨启孝编。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3年12月初版。

③以上引文皆见《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 28页到29页。

④黄征:《敦煌愿文〈儿郎伟〉辑考·驱傩词》,《九州学刊》第五卷四期《敦煌学专刊》, 1993年6月15日出版。

⑤ 《金枝》上卷19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年6月初版。

⑥ 《新磨书》卷16《礼乐志》 392页。

⑦ 《中国的傩戏与欧洲的狂欢节》,载《中华戏曲》第1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⑧ 《傩———人类早期文化的共生现象吗?》,载《中华戏曲》第1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本文原载《四川戏剧》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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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刘祯

编辑:江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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