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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4/24)

袁志鸿:巫、傩、道的整合与衍生


袁志鸿

1955年4月20日生,江苏句容人。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东岳庙住持、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兼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朝阳区政协常委;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副会长、北京史记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有专著《道教神仙故事》、《当代道教人物》、《凝眸云水》、《雪爪鸿泥》,与他人合作《道教宫观文化》等著作,并在《中国宗教》、《中国道教》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




巫、傩、道的整合与衍生

袁志鸿 ∣ 文



客观地说,巫、傩、道都涉及祖先远古的崇拜和信仰,表面粗看“巫、傩、道”各自特色鲜明,细心地研究、探察“巫、傩、道”三者文化的内涵,会发现相互间又都有兼容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巫、傩、道”的崇拜和信仰都起源很早,经由祖先的社会人群,一代又一代地薪火相传而延续至今天。在当代的社会中,人们虽然将跳神、扶乩、狐仙、 鬼怪、马将、神汉、巫婆之类的现象,斥之为封建迷信的活动,但当下的社会中确实仍然存在着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下“巫”文化形式。在当下社会群众中,事实上“巫”仍然有着自己另类活动空间, 他们活动在“地下”,只要没有显露其极端的方式,也少有管理者的干预和阻挠。“傩”是人们较为陌生字词,但当告诉说许多影视剧中戴面具出现的人物多为“傩”表现的形象时,人们似乎一切都明白了一样,在当代社会“傩”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仍然活跃在许多地区许多人的身前身后,“傩”离许多人的生活很近,现在已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国家保护课题之中,获得国家的重视。现在专家学者研究“傩”文化的热情很高,丰硕的“傩”文化研究成果,不断地推动着“傩”文化事业的开掘和发展。现在有全国性质的“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由其主导与许多地方的政府文化部门,举办过多次国际的学术研讨会。“道”称为中华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道”文化的深刻哲理,主要被道教继承和全盘消化。“道教”的文化和悠久历史,不仅是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而且早已经成为大学课堂中作为宗教哲学的内容被广大师生们所了解。“道教”的方式从苍茫历史中走来,尽管有着曲折的过程,但历代统治阶级、政治集团认识其具有提升正气、引领风尚、凝聚人心、感化人性、扶助社会教化的功用,所以承认其固有宗教崇拜信仰,允许其公开活动的宗教形式。道教有庞大完备的文献《道藏》,有系统的养生方式,有举办活动的科仪法式,有举行道教活动的场所称为“宫观庙宇”,有成体系的宫观职能体制和道众群体,在当代道教是合法存在的“五个”宗教形式之一。总之,在历史的过程中、巫、傩、道,既有各自独立活动的方式,也有相互整合衍生的情况,有时相互间就是一个整体,但留心处巫、傩、道又有各自可以区别的特征、特色和特点。基于这些观察、想法和认识,笔者拟《巫、傩、道的整合与衍生》这个题目,说一些自己不成熟的认识,就教于方家,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巫、傩、道文化简析与认识


何谓“巫”?曰:古代“能以舞降神的人”。何谓“傩”?曰:古老而神秘的祭礼,是“驱逐疫鬼”的原始仪式。何谓“道”?首先“道”这个字是哲学名词,其包蕴天道、地道、人道广泛的内容,是中华独有的哲学思想;这里所述之“道”,有称之谓“道家”、为研究“道”文化的学人,有称之为“道教”、是以“道”为崇拜信仰的境界,有相应的形态和方式。


1. 关于“巫”文化认识的常识


中国的“巫”文化方式,起源于很早的尧、舜、禹古老时期,据专家研究称:人们熟知在九洲泽国的古代,有“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是部落首领,是掌握部落文化政治的大巫,他率众治水行走在泥泞路上,使用有独特的步伐,这种步伐被后世道教称为“禹步”,就是道教法坛科仪中,高功道士“踏罡步斗”所行的步履。在历史的过程中,人们知道远古的祖先有图腾崇拜,有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的认识,认为世间存在超自然的神灵,这是人类祖先很早就共有的认同和观念。古人认为:“巫”的方式能够与鬼神相沟通,能通过相应的仪式,调动鬼神之力为人所用。如:降神、预言、祈雨、医疾、消灾、禳祸、祈福等等。在古代中国社会有专门向神鬼报功,向神鬼祈福,并转达鬼神意旨的人称“巫”或“巫祝”。 研究文字的人认为:甲骨文的“巫”字象女巫所用的道具,小篆的“巫”字象女巫挥两袖起舞的形状。

今天的“巫”字,从字形而言,上下两横可以认为代表“天地”,中间一竖代表撑起天地的柱子,两“人”字左“人”为男,右“人”为女,其意是这是两位能沟通天地的人,这就是巫祝。“巫”是巫女、巫婆之谓,“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1] 关于“祝”, 就是男巫的专称,后来神庙里管理香火的人,也称之谓“庙祝”,就有“巫”的涵意于其中。在古代社会的生活中,“巫”是社会的统治者,掌握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并有决策军事行动的权力,是古代社会中地位和身份都很高阶层的人,才能从事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职业。


2. 关于“傩”文化认识的阐述


“傩”这个字,有人查阅汉字库有超过8万字数,认为是“最神秘的字”;检阅古籍《礼记》诸书,其诠释“傩”之含义,均为“驱逐疫鬼”的仪式。“傩”的形式很远古时候就已经有了,周代肯定已经很盛行,因为相关文献已经记载那时驱“傩”的事情了。周代以“傩”驱邪的活动,在春、秋、冬三个季节分别举行,据称分别为:农历三月(季春)诸侯举行,而农历八月(仲秋)天子举行,农历十二月(季冬)百姓举行。面世于西汉初年的《周礼》[2]记载说:“方相士,狂夫四人。方相士: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这是通常情况下举行的“傩”仪,还有人家“大丧,先枢、及墓、入扩(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3]就是《周礼》中“驱疫逐邪”的仪式。后代以“傩” 驱邪的活动的时间不一:汉代有汉代的方式,后来宋代有宋代的方式,尤其宋代有许多记载以“傩”驱邪的活动的原因、意义和方式的书。为什么以“傩”驱邪的活动?据称起因为:“高阳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二居江水中为疟,一居人宫室区隅中,善惊小儿,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持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4]以“傩”驱邪的活动是如何方式又如何展开呢?也有相应的记载:大年三十这天,“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值)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人名)身材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祟而罢。”据说宋代以“傩”驱邪的活动还有“大傩仪”、“小傩仪”之分别,“大傩仪”盛行在皇宫中,据说皇家举“大傩仪”,其意是“逐尽阴气为阳导也,”当时“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5] 关于“道家”与“道教”的认识,史迁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6]史家又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7]当代权威文献载说:道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 是以“道”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其创始人是老子,代表性著作是《老子》、《庄子》等。[8]关于“道教”:黄帝问道于广成子被认为是“道教”之发端,于是奉黄帝为道教始祖,道历因之(到2015年)为4712年。老子在春秋战国之时,将西出函谷关,有尹喜之求而著《道德经》五千言,阐述“道德”哲理,遂为道教徒奉为“道祖”,道成为道教最高信仰。实际上,道教是综合中国古老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仙信仰,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的基础上渐而形成。关于“道教”的定名,很明确的文字是出自于战国时科圣墨翟的著作《墨子》,在这部著作中墨翟说:“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相关史料记载墨翟约生活于公元前468至公元前376年的春秋、战国之际,那么“道教”这个名称也面世已经传承了2400多年的历史。秦至西汉,道教人物和修道方式更多展显,东汉以降道教的教派组织形成。于是,黄帝为始祖,老子为道祖;渐而以降:西汉时有三茅真君,东汉时祖天师张道陵,三国时葛玄、左慈,魏晋时葛洪、魏华存(女)等历代祖师。道教是多神崇拜的宗教,唐以下历代多有修《道藏》史实,现在存有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入保存经籍共5485卷。道教在全国保存传世的道教宫观庙宇很多,至今登记合法的道教活动场所有近万座。当代登记合法的全真、正一道士的人数,有近50,000人左右。道教与中国传统的儒文化以及佛教,称之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这是浸润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简说“巫”、“傩”、“道”的目的,既是想为其后的阐述廓清思路,也想为“巫、傩、道”三种文化形式,从体系上既有大致区别,同时也为其相互间的整合、融同和衍化发展,树起便于从其中分别的标识。笔者认为:“巫、傩、道”其间既有区别,但因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其中又多信仰、崇拜产物的内容,许多根旨虽然表现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层面,但终究是要落地在信众群体这个实际社会基础的地上,所以还要看当代社会的影响和地位,关键是处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二、历史过程中道教有对巫、傩整合的史实


道教在发展的过程,注重“文史哲”并重,“文”以扶基本经典的阐释,“史”以载道教发展的过程,“哲”以解道教哲理思想的内涵,最重要道教是包容的宗教,鲁迅先生说:“前曾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之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9]鲁迅先生的话,也可以认为他在说道教文化内涵广泛的社会化包容。老子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 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是老子在说大“道”的包容与和谐精神。“巫”、“傩”虽然都有信仰的表达和渲泄,但欠缺之处在于,只重外在“方式”的传承,而对内在深层文化内涵的“为什么”阐述不够?以及历史发展过程的史实缺乏记载和交待。“巫”似乎以凌驾于世俗之上的姿态,给人的印象似乎更有宗教的气势,因为其或在表现神鬼的降临,或在代神鬼宣说人世间未知的许多事情,许多场合神汉、巫婆就是其代言和媒介。“傩”出场 的人物称“傩神”,在笔者认为原来人称“马将”或曰“马脚”更应该是“傩”的称谓。因为“傩”既有现代戏的方式,所以现在研究者多称之谓“傩戏”;演示的目的也在于“消灾避邪”,所以宗教信仰的意味自然也就浓了!但“傩”的表现有的就是有行为而缺语言,比如江苏溧阳的“傩舞”;有的却是舞台和实地结合而以人物和台词演绎神仙的故事过程,比如湖南临武的“傩戏”;虽然贵州“道真”通过“傩戏”的编排也有当地“傩”传承史的相应体现,但总体而言,“傩”传承过程的历史和人物却鲜为留存,理论阐述的宗义也较为缺乏。

江苏溧阳傩面

湖南临武傩戏


总之“巫”、“傩”历史文化展现表达不够,并且留存的文史资料太少。道教对“巫”、“傩”文化方式历史的过程中多有整合,在道教经籍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历史过程中,道教对“巫”、“傩”整合之后,有些“巫”、“傩”的方式内容就被揉和而成为道教的内容,比如“巫舞”的方式;有些则为道教屏弃,比如“巫”的“血祭”;当然有些方式在中国边远区域可能尚有保存,这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本节文字中,笔者就能从东汉时期张陵创立天师道过程中,展示道教整合巴蜀“巫”、“傩”文化方式的相应历史和记载,从而展示“巫”、“傩”、“道”之间,在历史过程中的互动。当历史发展到东汉光武建武十年(34)正月,秦汉时著名道教人物张良(?-前189)其后,第8代孙张陵(34156,又称张道陵)诞生在吴地天目山地方。张道陵是东汉时期道教重要人物,他年轻时曾习儒为宦,继而弃仕途经济而修道,经“精思服炼”的过程,据称60岁后得悟大道精神,而能“飞行远听,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变化,坐在立亡。”作为道士的张道陵,乐于郊游泛舟,他或 “诵经堂上”以侍神,亦或“隐几对客”以谈玄,继而“杖藜行吟”以适性。据称张道陵“惟读《五千文》,昼夜无倦色,”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能耐。有一天修道地方的当地老乡告诉张道陵说: 当地“有白虎神好饮人血,每岁其民杀人祭之。”这则文史的记载表现当时此地“巫”文化的“血祭”方式盛行的情况,实际上古代“血祭”的现象很普遍,但张 (道)陵秉承道教“神仙长生”的思想,是奉行“爱生护生”的道者,自然不能容忍残杀生命而害生的“血祭”行为,所以他“召其神,戒之!遂灭。”这里所称之“神”在笔者认为就是“巫”神,因为古代“巫”重“血祭”。据说在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有大蛇,藏山穴中,鸣则山石振动,时吐毒雾,行人未及三五里,率中毒而死。”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也多为古代“巫”、“傩”的方式和行为,作为道教天师道祖天师张道陵,当然要“以法禁之,(而使之)不复为害。”[10]战国时期西门豹惩治巫风的故事也多为人熟知:梗概是魏国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发现邺地之所以贫苦,是巫祝说动地方长老“为河伯娶妇,以故贫”的原因, 故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从而智慧地禁绝了为“河伯娶妇”的恶习。[11]又有文史说:张道陵“在北平山,有猛兽数百,驯扰户外;在稠稉山,有一老翁,化为狞鬼,来恐真人(张道陵),诵经不顾,逡巡自退。”所谓“猛兽”“驯扰”,“老翁”“狞鬼”,记之文史言之凿凿,说明有人亲见,那么最可能是人为装扮而成,因为“巫”、“傩”的表现方式,就是人戴面具表现的形式,或者直接以人转身变身为神鬼的方式。研究“巫”、“傩”、“道”文化,既要思考是否宗教信仰的用语,也要考虑有人当场可能事实目见的情况。笔者认为:祖天师张(道)陵的行道行为并非空穴来风的虚构,而是道教对 “巫”、“傩”文化整合引导的实际。据说 “太上老君”下教祖天师张道陵曰:“吾昔降蜀山,立二十四治,乃二十八宿之下圄,实阴景黑簿之司,分掌人世死生罪福。”读这则文史文字,使笔者认识到:古代的“二十四治”,实际就是当代社会行政区县管理方式,据说早期伟人设计“人民公社”亦多受之启发,这使所有人都列入了人际管理的网络之中,从而使网络中的人在道教的管理方式下,接受祖天师自己注释《老子》后,形成的《想尔注》文本思想的薰陶,从而不为外道所诱惑。据说“太上老君”又授“正一盟威秘箓”予张道陵,让他传承正教;并赐“雌雄二剑,都功印,”以安排作历代嗣教的法器;还将“二仪交泰冠,驱邪帔褐,鱼鬣衣,方裙,朱履等赐之!”以庄严祖天师张道陵的法相,种种赐予以下,“太上老君”目的在于“令(要求张道陵天师:)制科律佐国行化。”实际上在巫、傩的方式中,神赐“法物”的情况可能都有,但“令制科律佐国行化”,就是道教 这种高层次宗教信仰才有的理念了。规范的宗教信仰方式需经有“传度”而获得 “经”、“法”、“术”,张道陵获受“太上老君”直接的“传度”之后,他“于鹤鸣山研味秘文,按法导行修之;”这是祖天师在“太上老君”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层次法术的研修。研修的效果如何呢?经过“千日”,也就是近三年的时间,祖天师能够“内顾五脏”而“外集三万六千神”;这说明祖天师这时“经法术”三者均集于一身,并且祖天师“又感清和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气,摄伏精邪” 的法术。于是他“行箓中三步九迹、交乾履斗之道,即魁罡七元”;其效果非常之好!“随兵所指,隐遁出没,皆得自然。”祖天师修炼既成,“遂依告命,战鬼于蜀。”当年巴蜀的社会形势,“时有八部鬼帅,各领鬼兵,动亿万数,周行人间。”这实际是“巫”、“傩”控制的社会组织和拥有社众,现在发掘出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就有许多青铜面具,那就是古代“巫”、“傩”的物品。

三星堆青铜兽面具


“八部鬼帅”的组织分工:“刘元达领鬼行杂兵,张元伯行瘟病,赵公明行下痢,钟子季行疡塜肿,史文业行暴汗、寒疟,范巨卿行酸瘠,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祸之气。随时更名:在东方为魔王,在南方为鬼帅,在西方为外道,在北方为鬼王,在中央为神鬼(这实际就是今天傩表现中的五方瘟神形象)。春三月百鸟鸣叫之时,作祷诅五墓之鬼直。入秋作人家,亲土部土公宅龙伏尸之鬼。冬作塜墓攻食之鬼(这种种情况都是应以“傩”驱邪的范围和内容),随月建胎生,或作畜类之形,嘘毒啸祸,暴杀万民,枉夭无数。其八部鬼帅领鬼众居西蜀青城山巅,有鬼城鬼市,分形变化混杂人间布行疫疹,人莫知之。”这在当代“傩”文化形式中的“跳傩”、“傩戏”、“傩舞”中仍然有着丰富的表现内容,在古代其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以展现其势力范围,维护和表达其社会诉求,也是能够理解的情况。每个时代都应该有维护多数人利益的价值观,在社会混乱和失控的情况下,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观都会膨胀地表现出来,“魔王”、“鬼帅”所统领的部众也是一种展现,但是当年在巴蜀汉中,无疑道教“二十四治”方式,在当时当地社会还是有其积极进步的价值和意义。东汉巴蜀天师道的史实,对当年那种“人鬼合杂,市利交易”的社会混乱状态,实际是“傩”形式杂以“巫”行为情况,当时的道教代表人物张道陵以道教的方式进行整合,符合天师道的利益,也是当时社会 进步所需要。祖天师张道陵在“汉安二年(143)七月一日,佩‘盟威秘箓’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经,立十绝灵幡,周布法席,鸣钟扣磬,烧香行道及诵‘道德’诸经,布龙虎神兵于城市。众鬼即持兵刃矢石来害真人(张陵)。”于是道教与巫、傩之间的决战开始了,当然邪不胜正,毫无悬念是以张道陵为代表的道教取得完胜。道教取得了胜利,其后巫、傩“鬼王”败得不服,于是“复会‘六大魔王’,领百万鬼兵再来攻战,围绕此山(青城山)。”决战之下,鬼王败北。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鬼王率众 “同声哀告,愿乞余生,即当远去,不敢害及生民。”张道陵“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会盟于青城山黄帝坛下,使人处阳,明鬼幽暗。”这些过程,在道史中记载得清楚明白。[12]实际上这都是巫、傩和道教整合下的史实,无非是宗教记载多有玄奇神妙而已。


三、道教对巫、傩文化的吸收


道教与巫、傩之间既有区别,相互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关注和研究巫、傩、道文化的人难以否认的事实。笔者是作为道教人士,知道道教文化形态中有诸多巫、傩文化内容客观存在的成份和内容,这是勿容置疑的事实。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中,道教与巫、傩文化形式,肯定有许多的互动,他们之间应该又有各自正常的取舍。


1. 道教对“巫”文化内容大量的吸收


自然崇拜、图腾信仰、祖灵敬祀的烙印,在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而言,不仅深入骨髓血液,而且已经传承于我们子孙后代的基因之中,远古的那些崇拜和信仰从根子上论都是“巫”文化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思想意识,浸润“巫”文化精神是随着人类文化进步一路 走来。自古先人们都信仰山水的灵验:山生木,木成林,山林能致云,云聚而降雨,于是山神的崇拜产生了;云聚天穹,天降雨而形成有泉源,涓流成溪而集潭,鱼蛇游动于潭溪,于是苍龙水神的信仰就出现了;天覆地载之下,土地上的植物,“雨露滋润禾苗壮”,经过春夏秋冬季节的过程,奉献人类以谷物果实;山林旷野,提供弱肉强食的肉类链条;种种不一的自然资源,提供人类琳琅满目的金银财宝;人类虽然是贪欲无止的一族,但毕竟有懂得感恩的心智,于是乎天地、山水、自然、万物、植物、动物、人类与生态衍化、其间形成的种种协调和联系,于是在古人的意识中,后来已经延生有自然山水和植物生态的维护理念。“龙”、“凤”文化实起于动物“图腾”崇拜,于是乎“龙凤”成为动物中最具灵性的神话。而每个人既是你个人的实体,同时也有你动物的象征;“人是万物之灵”,筛选代表性动物以象征并存在于人类的群体之中,以表示人类是众多生物的代表,所以有“十二生肖”与每个人相对应,这是至今未移社会风俗。龙和蛇都是“龙”,蛇常见,而“龙”则是蛇的“巫化”或曰神话。“凤”何见?“十二生肖”有鸡,在这其中鸡就是“凤”,而“凤”是鸡的“巫化”和神话。关于“十二生肖”,这其中就是世俗社会中“巫”理念实际的存在。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逢年过节要到道教的庙堂殿宇间去找“顺星”、拜“太岁”,说白了就是到宫观庙宇的“甲子”殿堂中去,拜与你自己对应的那位“生肖神”(太岁、亦或曰:顺星),这种方式成为道教文化形式,是经历不断衍变,从“巫”的崇拜中整合进入道教信仰系统。道教的信仰活动中有诸多的科仪方式,一般都有高功道士在坛场中行各种活动科式:招将请神、踏罡步斗、礼拜告白、颂词奏章等等不一,殊不知此类程式都是“巫”文化方式的传承。尤其是道士称之谓“踏罡布斗”程式,其中有“禹步”的内容,而“禹步”据说是大禹治水治天下所行之步式,“昔大禹治水,不可预测高深,故设黑矩重望,以测程其事。或有伏泉磐石,非眼所及者,必召海若、河宗、山神、地祗、问以决之。”[13]这是说大禹治水经常遇事请神。请神必有禹“踏罡”之举:三才五行、九宫八卦等等,大禹既是古之杰出的社会领袖,也是为群体答疑解惑著名的“大巫”。禹步“罡”式为道教收录图谱,被道书编入科仪法式之中。道教科仪法式中高功道士根据程序,除了踏罡步斗诸多优美的行走步式,道教中还会出很多“掐诀”手势,也都是古“巫”所出之手势,道教称道士在科仪中所出之手势为“掐诀”、“手印”,其种类很多,此不一一列举。总之,道教对“巫” 文化的内容,有大量的吸纳和传承。

新化傩仪《踩九州》


2. 道教对“傩”文化内容的吸收


“傩”的形象表现,笔者认为多有庄严、威慑、神秘的特点:“庄严”处,首先在于“傩神”是神圣不可侵犯性;“威慑”在于“傩”仪和“傩”戏中,“傩神”驱邪逐疫场景表现的威武悍猛;“神秘”最主要还在于各种“面具”的人物形象,面具本身经过的历史过程,面具所要展示的“傩神”地位,就戴面具者而言从他戴上面具的那一刻起自身的庄严和神圣自然强化起来,从观“傩”的信众而言虽然明白其间的夸张,但其中的“神秘”不言而喻。我们都清楚“傩仪”中,“傩”的神圣是通过对现实中人的“变身”来进行处理,穿上服装,戴上面具,拿起象征物,一个普通的人瞬间变身为具有“大傩”赋予能力的超凡脱俗的人,他能够上刀山、下火海,仿佛变成了具有无上“威慑”的神通(最起码这是信奉者的认识)。

行傩装扮


道教中“傩”的体现也很多,首先是神像塑设中的表现:笔者认为,道教表现的神仙应该是超凡脱俗的人,是充溢浩然正气的尊者,应该具备超人类“威慑”、甚至有超自然能力(法力)神圣,这些道教首先通过造像来表现,而端坐于庙堂中“神圣”的形象,他们有人的形象而又不是普通人的形质,他们是庄严、神秘、威慑性质兼具的神哲灵圣,这种形象各异神仙灵感的产生,不是外来佛教造像的学作,而是本土“傩”文化传承的启示。道教的科仪活动中,道士既是信众向神灵祈求的媒介,同时又是代神诫勉世俗的代言,这其中就有“变身”的环 节,这其中需要通过穿戴道冠、法服、云靴、袜履,再持执令剑、令牌、令旗诸法物,虽然道教的科仪更多了理性、规范和程序,但仍然能看出“傩”文化“变身”程序后的体现(以下是“施食”度亡科仪的一小段内容):“高功拜座,运‘元神’ 离九州,变台为郁罗萧台,去地五丈。”于是“高功道士”与“表白道士”有几句对话,高功:“太上说法为教主,拔度亡者出迷途;”表白:“臣今端简法台下,端听三声鸣法鼓;”高功:“执事者各执其事!”表白:“执鼓师发鼓三通!”接下来:“道众法鼓三通,(高)功登台加持水米,‘存神变像’,召四灵四兽,护台秘咒,诸圣讳诀,心存九色莲花,中现救苦天尊,端坐其上,鼓止运乐。”然后,高功:“法鼓三通叩,琳琅彻十方;”表白:“高功登宝座,说法度存亡!”高功道士通过穿戴道冠、法服、云靴、袜履,再手持各色法器法物,顺利地由凡俗的道士由“存神”而“变身”,“登宝(法)座,说法度存亡”,就是说:这位高功道士,已经“变身”为神圣者以代天说“法”,这种“变身”的理念和方式,就是“傩”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在这个科仪法事中,高功道士“存神变像(身)”不是一次,比如:“(高)功请‘五老冠’加持,天目运三清、五老、萨祖诸讳、咒毕,带于头,用铜镜悬照,空身执五明扇。”这时的高功道士,“存神变像”将“变身”为萨祖(道教人物萨守坚)在法坛以说法度世了。总之,道教对“傩”文化吸收使用处很多,只要从中细心探寻就必然会发现许多源渊的痕迹和关系。

傩仪中的高功(右)


3. 道教与巫、傩之间客观存在和区别


从亲缘而言,“巫”与道之间关系最为密切,道教尊奉神仙的三大来源:天神、地祗、人祖,启蒙于远古的图腾崇拜、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祖先崇拜、世间超自然力的神灵存在。“巫”文化的信仰内容也无外于此,勿庸讳言,道教中现在就有许多明显“巫”文化内容的存在。但是就“巫”而论其表现方式神秘到近乎诡异,“巫”对其信众多以居高临下的告诫展示,“巫”仪式中的“变身”为神的施法,快速得使人悴不及防。人们都知道古巫的祭祀中多有血祭的残忍和无情,表现出“巫”的方式在古代,对生命是漠视和正视缺失形式。“巫”的师徒传承也较模糊,许多神汉巫婆往往是原来被人认为就是普通的人,忽然间有一天他或她竟然就有了“巫”的灵性了,总之其师授传承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道教则不然,师徒传授极为清楚,因为师收徒弟入门时,首先须审核清楚入门者是否与人已经有了师徒关系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不能为师徒,而至多成为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同时师授关系也是考核其是否具有道士身份,或曰“道士身份是否规范化”的佐证;道士有入道或出家的程序,然后有学道修道的履历。道教有科仪为表现的方式,其中以规范的诵经、祝祷、礼忏、禳解演绎其义理。道教有予信众可以接受认同的、有哲理思想释疑解惑的疏导信众情绪的深厚文化。道教祀神的供品,虽因教派和地区差别而荤素皆可,但庙堂供献多以香、花、灯、水、果素品,其他场所虽视情形但亦多以素供为主。道教从多方面表现“众生关怀”、“众生关爱”、“众生平等”、“人生珍贵”、“重生度生”的思想理念。“傩”仪的方式中直接是世俗人的界入,从许多“傩”仪的表演观察,“傩”仪是有师徒传承的过程。“傩”仪多以“变身”来处理从人到“傩神”过程,这与道教科仪中道士的“变身入圣”理念上虽然类同,但道教科仪与“傩”仪“变身”的程序,即由人“变身”过度为“傩神”不完全一样。“傩”对“神灵”形象的概念,既有世俗人的形状又超乎世俗人状态的认识,所谓:摘下“傩具”就是人,戴上“傩具”是傩神,这与道教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道教的法师、高功穿道装、着法服、戴冠、登履后须敬香礼神,经过应有程序,才有“变身入圣”方式,这其中与傩的“变身”有同有异。“傩”仪中“傩神”人物的着装和道白虽有古朴之意但随意性强,“傩神人物”的道白内容平铺直叙浅显而欠哲理深化,而道教的科仪都有规范的程式和约定俗成的科仪文辞(称青词类别)的修饰,丝竹演奏和敲打乐器配合科仪进行,既古朴又高雅。巫、傩、道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比如都是有崇拜、有信仰、有方式、有信众的文化形式,但是“道”终以一以贯之的宗教文化形式,后来与“儒”和“释”共同成为支撑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进步贡献智慧,发挥应有的作用。“巫”与“傩”的 形式,在历史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渐趋式微,已经需要专家研究和社会的扶持,政府以“文化遗产”资助挽救使其形式而得以传承发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威宁撮泰吉


四、巫、傩、道当代存在和地位之分野


时代发展到今天,巫、傩、道形式仍然存在,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社会方方面面,许多与人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巫”以其直接而诡异的方式,在中国农村私底下的人群中悄悄地存在和传播,“巫”因其神秘的方式不被社会注意,在政府管理者视野也常常被忽略。“傩”有些方面依附道教传播其信仰,有些借助于文艺的方式展示于艺术的魅力,“傩”文化正以其独特的方式为社会所认知。道教是合法的宗教形式,在现代社会正发挥其有益社会积极内涵,提供正能量,为社会进步服务。


1. 巫、傩文化在当代的传承情况


许多时候人们会忽略生活中存在或发生过的事情,但稍加回忆就会发现原来认为已经消失了的事项,在自己的生活中曾经发生或仍然存在。首先来看“巫”文化形式的现实存在,笔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年龄小的时候,当时虽然医疗卫生已经进步,但社会总体还处在缺医少药的状况,每当自己遇到今天人说的“感冒”发烧情况,母亲就会取一只平常的饭碗蒙一张黄表纸,然后取一撮筷子依附在碗边上,用另一手提水从筷子上头往下淋水,一边呼唤自己的小名,一边念念有词向家族已亡祖先呼唤,这样连续十余次后,突然筷子站在碗边上了,蒙在碗上的黄表纸面也出现些许水的露珠,母亲脸上会露出欣喜的笑容,恭敬地念叨祖先尊称说:原来是您啊!求您老人家保佑我的儿子!等等,然后在门后念叨祖先名讳,烧几张黄表,从碗上取下筷子,揭下水湿凉爽的黄表,敷在笔者脑门上,然后拿着筷子端着碗,站在门内用筷子敲敲碗,呼唤祖先的名讳,请其多多护佑,这种方式称为“叫魂”。还有一种“叫魂”方式,是取病者的衣物盖在物件上,到病者曾去过的地方,呼唤着病者的名字说:“谁谁吓了,回来呵!”一路敲那盖着衣服的物件,一边喊着回到家中,取那件衣服盖在病者的身上。笔者小时候自己和许多小伙伴还生过“炸腮”,半边脸肿得嘴都歪过去,这时候母亲会请村里懂行的人来,其人执一支毛笔,端一碗淡淡的黑墨水,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用毛笔沾上黑墨水,在病者肿胀的腮帮子上由小到大地画圈,最后在“急急如律令、敕”声中完成。实话说,这些做法,在一般情况下也曾应验有效,现在我知道这种做法是“物理降温”的方式,但过去人们在从事时只是认识其神圣的功能。还有人家生了孩子“闹夜”,懂得的人会指导取一张红色纸,写上:“天煌煌,地煌煌,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然后贴在路边的电线杆或墙上,据称“闹夜”的孩子真就不闹了。农村中还秘密地存在“关亡”的事实,许多人家“老”了人,过了“五七”的时间,就可去拜“巫婆”为逝者“关亡”。也有逝世多年的长者,后人因思念,请巫婆“关亡”。届时据称逝者会应“巫”之召,而来与亲人会面答话。“傩”文化的方式不仅在偏远地区,而是全国各地区只要去挖掘就有“傩”文化存在的事项,这是较为广泛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几年笔者与“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去过临武、道真、威宁、新化、溧阳,都是“傩”文化研究的主题,溧阳因“傩”文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江西南丰数次 “傩”文化学术研讨活动因故未能前往参加,但深知江西虽然道教的祖庭很多,而“傩”文化也十分盛行,尤其是江西南丰的“傩”,由于经多次的研讨活动而学术挖掘较深,所以学者圈内更为有名。

南丰傩之“踩街”


还有陕西的“社火”,湖南“大梅山文化”,四川省“傩”文化也应该有传承,因为在东汉时道教祖天师张陵曾在青城山与“巫”、“傩”之间互动激烈,建国后由于文物挖掘的发现,在成都市都江堰“三星堆”出土那么多青铜各种面具,实际上是对当时 “巫”、“傩”活动的证实!巴蜀自古尚“巫”、“傩”,因此“巫”、“傩”文化的形式只要去调查研究,川蜀之地就有“巫”、“傩”文化存在的事实。


2. 巫、傩文化形式在当代的社会地位


从历史的过去走到今天,“巫”的表现方式,肯定不是古代的模样了,但是要承认“巫”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农村更有事实存在!甚至由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人因各种原因出境、出国越发地方便,境外或国外“巫”的形式也会自然地来到我们的国中。比如“养小鬼”,就是从泰国或境外传入的诡异的巫术,产生了许多希奇古怪的后果。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巫”的自然传播也不乏其术。由于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巫”的形式,早就失去了合法的社会地位。虽然在当代社会“巫”仍然有存在的形式,但缺乏理论和学术之研究,社会对“巫”也缺少探讨、对话之渠道,政府对“巫”也缺失规范和管理的条例,“巫”之自身又无自律之规矩和戒条,于是“巫”的传播者既乏“正信”之理念,更无“正行”、“正言”之敬畏,任由“巫”者自圆其说,一味迷信传播,不能理性对待世俗社会之情状,再遇思想偏激者搬弄其事,在社会现实中如为坏人利用,产生的社会危害很大!关于“傩”文化的形式,在当代社会中“傩”已经获得国家和社会相当的重视和认可,现在已经有了“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的地位。笔者认为“傩”文化事项,在中国的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有时“傩”在人们的思想信仰层面的表现,有时“傩”在人们的生活和艺术欣赏、文艺表演的层面展现出来,现在学者专家又以“傩”为研究对象疏理挖掘其文化内涵。当代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加强对“傩”文化形式的研究,“傩”文化形式可以开拙的方面很多,其观赏种类的许多形式都有其特异性,比如“傩”种类中的 “上刀山”、“跨火海”、“下油锅”等等,都是高难度风险性很大的特技门类,而在中国文化的大范畴中又确实有这种特技存在,不能因为有危险系数存在就放弃其传承;并且在当代社会旅游经济繁荣昌盛,“傩”文化神奇形式又更具观赏性,所以在当代旅游经济过程中,对“傩”的文化表现形式,如善加利用,也必将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3. 巫、傩、道之间自然地吸收和各自的传承


在当代的现实社会中,巫、傩、道的传承都各有自己的路径。首先说“巫”, 在海外国外“巫”的传承,依附“道教”、“德教”或其他新兴宗教形式传承,多有事例,比如:扶乩、鸾坛求签、仙姑测算等等,还有衍变为诸如“养小鬼”之类。在中国社会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也有不同之风俗,比如祭山的方式,就有原始崇拜的影子。内地也有神汉巫婆, 他(她)们成为这种社会成份,有些人确也是自然的过程,比如中国社会历来有称为鬼魅狐仙所迷的事情。社会之大,无奇不有,不能把社会存在的事单方面绝对,但许多有“巫”这种性质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坏人。笔者过去年轻时在茅山学道,茅山之东有茅麓地方,当地有一位朱姓女士,她没有文化,大家都知道她是“巫婆”,但许多人在医院没法治下去的病,都去求她用“巫”法治疗,竟然治愈许多人,她每治愈一个病人,都要嘱咐其要到茅山道院来“还愿”,次数多了而为我所知,就奇怪地求教老道长们:“巫婆为人治病为什么要人到茅山庙里来还愿?”老道长们说:“这些人虽然是巫婆、神汉,但他们却是庙里经济方面真正的护法。”另外,“巫”的方式和内容在道教的形态中也有许多内容的传承和保留。笔者如此说,并非是要美化当代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巫”信奉和传播的形式,而认为现实社会中这种情况存在,所以是需要研究状况、疏导引导、筛选形态、分类管理特殊的文化现象和形式,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中,不可能完全排斥掉“巫”这种现实存在的信仰方式。并且《道藏》中存有“祝由科”内容,“巫”的性质就很重,所以我们就应该深入地研究“巫”这种存在的文化形式。“傩”文化形式也有信仰的内涵,其不仅在国中有传承的影响和地位,在海外、国外也有自然的传承和影响。“傩”一方面在少数民族中有种种的传承方式,在汉族地区也有许多的传承,比如在江西南丰等地的传承,在江苏溧阳地方的传承,在湖南临武地方的传承。在内地的“傩”文化传承中,一方面其中“傩”本色的“除瘟”、“纳吉”特征 的体现,同时其中对“道”文化内容的吸收以利于“傩”文化的传播。这里可以举湖南新化一个“傩坛”设置情况,以分享笔者“傩”田野调查情况证实,借“道”义以传播“傩”文化的事实。2015年7月2日笔者随同对“傩”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巫允明、姜尚礼老先生等,考察湖南新化县田坪镇烟竹村 某户“傩坛”的设置,该户“傩坛”分上下 两层和后层。上层中间神位,从右往左设为:(1)太上道老二君上帝陛下香位;(2)太上三清金阙玉皇上帝御陛下香位;(3)太上三桥王母三座仙娘莲下香位。两边楹联为:立起老君殿,装成王母坛;横批:挑源仙洞。下层中间设神位:福德正神之位;其东位设:东厨司命神之位;其西位设:竺中揘神之位;两边从右往左楹联分别为:(1)堆金积玉,金玉满堂;(2)土能生万物,地可发百祥;(3)遍地财源来宝座,普天富贵聚华龛;(4)土广人财两盛,地厚富贵两全。“傩坛”后面的墙上有4副楹联:(1)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2)画荻恺模贻懿范,醉翁亭记树高风;(3)敬恭神明则笃其庆,昭格烈祖载扬之光;(4)金炉内黄龙摆尾,玉盏中白鹤摇头。从上层神位设置的内容中:(1) “太上道老(姥)”,可知这是道教之“斗姥”称“众星之母”;(2)“太上三清”为“元始、灵宝、道德”之尊神,“金阙玉皇上帝”俗谓“玉皇大帝”均为道教之尊神;(3)“太上三桥”和“三座仙娘”可能为地方特色,但“王母”之称就是道教之神了。而下层之:“福德正神”是土地神之尊称,“东厨司命”是灶神尊称,“竺中揘”是地方神还是“傩”神?尚缺资料佐证。楹联的内容虽浅显些,却通俗易懂,不过多涉道意。但是这明确是湖南新化地方“傩坛”的设置,已经不是《周礼》描述的“方相士,狂夫四人。方相士: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盾, 帅百隶”原状了,实际上唐宋以降的“傩”文化已渐吸收道教的内容于其中,而当代道教之中有“傩”,而“傩”文化中有道教也不是希奇之事,但是“傩”要戴面具,而“傩戏”中的人物特色,都是“傩”文化没有改变的特点。至于道教,吸收巫、傩文化的内容很多,对道教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容,这里就不进一步阐述了。

梅山傩坛之一

梅山傩坛之二

梅山傩坛之三



结语


笔者对巫、傩、道的研究,不仅仅是基于自己道教界人士的身份,而是试图跨出宗教的门栏,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巫、傩、道的事项。观察当代巫、傩、道的存在,其方式不仅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展示,更在于文化层面的价值。如果仅从巫、傩、道宗教信仰方面的性质,那么“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意义就很大。今年5月18日至2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有重要讲话,他在谈“民族宗教工作”时,就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同时提出了“四个必须”:“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关键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笔者认为:巫、傩、道不仅是看宗教方面的展示,尤其是“傩”的文化形式的 展示,所以笔者认为:国家的空间如万流之海、众鸟之林,江河湖海尚不拒众源之归,大木之林也不避鸟禽之栖,何况以广阔的疆土、强大的军队和国防、运转有序的国家机器、现代的科技文化事业、13亿人口的国家、有源渊流长的人文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何惧之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水流有些许小污也是自然,“巫”有什么可怕?尤如治水、治污和环境治理一样,国家、政府如何疏导引领社会,在当代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关键还是要完善规则。诚如斯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足以能使从事传统文化事业的专家学者,振奋精神!

 


  注释:

[1]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第100页。

[2] 孙景坛文章:《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

[3] 方良即:魑魅魍魉之“魍魉”,谓为山川精怪;郑玄注:“方良,罔两也”。

[4] [宋]高承:《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驱傩》引《礼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6] 《史记·论六家要旨》,中华书局,第3292页。

[7] 《汉书·艺文志》卷三〇,中华书局,第1732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9] 1918年8月20日,鲁迅《给许寿裳的信》。

[10]《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八,《张天师》,《道藏》第5册,三家本,第201页。

[11]《西门豹治水的故事》,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河南省安阳市北。

[12]《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八,《张天师》,《道藏》第5册,三家本,第203页。

[13]《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道藏》第28册,三家本,第398页。


原载《凝眸云水》2015年第4期

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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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刘祯

编辑:江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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