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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4/24)

朱恒夫:论家族傩


朱恒夫

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艺术论丛》主编、中国傩戏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戏曲学会副会长、国家哲社重大项目《中国傩戏剧本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主持过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获得过国家与省市多项科研成果奖。代表著作有《滩簧考论》、《中国戏曲美学》、《昆曲美学》、《城市化进程中戏曲传承与发展研究》、《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戏剧》、《中国傩戏剧本集成》(主编)等。


论家族傩

以临武县大冲乡油湾村王氏家族的傩祭为例


朱恒夫 ∣ 文


【内容摘要】分布于皖南、赣南、闽北、粤北、湘南、川东等地的家族傩是傩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是在家族祠祀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表现形式与内容有机地融合了儒、道、佛、巫的成分。家族傩和一般人家的行傩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合族参与祈禳全族全村的平安。所演出的傩戏《孟姜女》或由《孟姜女》改编的剧目,寄托着人们家室团圆、家族人丁兴旺的企望,暗含着对繁重徭役强烈不满的态度。

【关键词】家族  傩祭  特点  意义  油湾村  王氏家族




临武油湾村傩事


家族傩在中国的行傩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它以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为单位,以家族的祠堂与村庄为行傩的地点,以祈求整个宗族的平安福祉为目的。形成家族傩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村庄以一个宗族的人口为主,至少要占到80%以上,且宗族在村庄中有着绝对的权力;二是宗族有着较长的历史,行傩活动经过数百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家族习惯;三是宗族的人口众多,应在二三百人之上。家族傩分布于皖南、赣南、闽北、粤北、湘南、川东等地,虽然各地的家族傩不完全相同,但是其形成的过程、傩祭的组织、目的,以及其内容构成,还是较为相似的。湖南临武县油湾村的王氏家族的行傩活动,其傩文化形态较为完备,由傩祭、傩歌、傩舞、傩戏等构成,其来源、组织、仪程、内容等,呈现出鲜明的家族傩的特点,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笔者分别于2009年11月和2012年8月两次去了油湾村,对王氏家族的家谱、祠堂、村庄的人口、经济、物产、风俗、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等做了调查。现以油湾村为例,对家族傩作一简浅的论述。


一、家族傩是在家族祠祀的基础上形成的


家族傩的首要条件是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家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因农业经济的客观要求和在重农抑商与人口不允许自由流动的政策的影响下,村庄多半是由一姓人家经过数百年繁衍而成,因而许多村庄的姓氏单一,即使有几个姓氏,之间也有血缘关系,或为姑表,或为姻亲,所以,中国的乡村遍布着以姓氏为名的村庄,如王村、李庄、陈家集、张家界等等。这种情况在南方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北方战乱,或是“江西填湖广”之类的移民政策,造成很多家庭迁移至南方,在移居处拓地垦荒,然后代代相传,而成村落。


油湾村的王氏亦是从江西迁移而来,然第一代到湘南的的先祖仁鞠公,移居之处并非油湾村,而是今蓝山县的蓝邑。王氏族谱对其由来有这样的记述:



仁鞠公字子养,号毅斋,别号嵩山官印子。恭生于大宋至道元年乙未岁(公元995年)六月初二寅时,享寿六十有三,殁于大宋嘉佑二年丁酉岁(1057)九月十七日。……公原籍洪都太原,吉安府太和县桐枧下人。虎奋鹰扬,龙韬豹略,于大宋仁宗五年(1027)丙辰间曾充御营宿卫使职,奉命来监桂阳。惠泽宏敷,上下相得。解组后封德勇大将军,斩鲸鲵,振王旅,欢歌奏凯。际中书佐丞郑公佑擢助分理云南诸路,因征蛮拜任祖获俘馘加授平蛮侯,复守吉安桐枧等处。康定间(1040—1041)七月初七日,同姑表雷大郎逾我衡山,来蓝邑杨鸟田,继迁赤竹,渡逆流而上,过涧溪,直抵里田,上湾叠嶂,层秀耸翠,青龙蜿蜒,白虎驯蹲,奠子孙之鸿基,凭眺山水以诗酒终。[1]



到二世祖“添羽,授都公断事,京中司官。又移居里田上湾。”随着族人人口的增多,裔孙不断分蘖移居他处,到了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其十七世祖思能公,才迁移至今临武县大冲乡油湾村。


由族谱来看,思能公仅是个普通的农民,而非地主乡绅,他是以自己的小家庭为单位移居油湾村的,其人口约为五六人,至多十几人吧,这自然不能称之为家族,能称之为家族非有几十口人不可。


不论家庭人口多少,其生活中都少不了祭祖的活动,因为祭祀祖先是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传统,亦是风俗与道德要求。思能公移居油湾村之后,他与之下三四代的子孙,其祭祖方式只能是两种:一是家祭,即在油湾村遥拜祭祖,因为先祖的坟墓与祠堂都不在油湾村;二是祠祭,到先祖墓地和设在大宗所在村庄的祠堂进行祭祀。等到油湾村的人口增加了几十人或上百人,分家立户后有了好几房,这时,族人便会建立自己的祠堂,排列其从仁鞠公到思能公的牌位,从此就在本村进行祭祀活动了。


人们为何如此重视祭祖呢?因为祭祖有着这样的功能:一是通过缅怀先祖,饮水思源,培养族人感恩念德之高尚感情;二是祈求祖先赐福子孙,保佑族人,使后裔昌盛;三是强化族人对家族成员、族规、家族组织的认同感,使家族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激励一代代人不懈努力,以光宗耀祖。因有这样的功能,故而人们对此从来不敢马虎敷衍,每到清明、中元、除夕等节日和先祖生辰、辞世之日,必以恭敬的态度、隆重的场面,按照一整套繁琐的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气氛肃穆、庄严,一如孔子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2]


现在的油湾村共有826人,王姓依然是独姓。虽然村落不大,却有三座祠堂,即使在今日,祭祀活动也从未间断过。每到除夕,各家家长都会带领全家老小,到祠堂里,摆上祭品,插烛焚香,依次跪拜。中元节时,即使远在广州、长沙,甚至在杭州打工的人也会不吝路费与时间,回家祭祖。由现在村民的祭祀态度,可以推测在旧时的礼教社会中油湾村的王氏家族那祭祖时虔诚、认真、隆重的情景。虽然现在找不到有关王氏家族祭祖仪式的文字记载,但好在封建社会家族的祭祀大同小异,我们可以由其他家族的祭祀来看彼时一般家族是如何祭祀的。

临武傩戏傩堂


山东即墨杨氏家族的《祭法》规定:元旦祭祖,先男子,后妇女。元宵节祭于祠堂,晚间举行。清明前二三日,合族扫墓,依次祭始祖,各房祭本房始祖,各家祭祖,并祭伯叔高曾祖、伯叔祖、伯叔。初伏日献新,祭于祠堂。中元日,晚上在祠堂祭祀。中秋节亦祭于祠堂。十月初一日祭扫祖先坟墓。冬至前一日祭于祠堂。各家祖先的忌辰,各自前往墓前祭奠。[3]


祭期是固定而不能变更的,到了该祭祀的日子而不举行祀典,或家族举行祭祀,某个小家庭或个人却不参加,那会被认定为大逆不道,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江阴袁氏《祠约》规定:“祭期不许旷缺不举及有事不到。”“如有并非远出、患病,三年不入祠与祭报者,罚祭筵三席”[4]。参加祭祖是家族中每个男丁的义务,为了在祭祀中熟练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康熙间山东即墨的杨文敬曾这样教训他的族人:“子弟幼时嬉戏,当令习拜跪,学揖让,设祭祀,扮长官”[5]。


祭祖仪式包括行祭礼、上供品、主祭人祝词、祭品分配等内容。“司仪所以谨亵也。主祭者先行礼,设茅行灌,出迎牲,既奠读祝,焚明器,工奏乐,子姓拜,以世及昭穆相祭礼行之,献毕,彻俎”[6]。供品的品种、多少,各个家族是不一样的,这主要由家族的经济状况来决定,与祭祖的态度无关。山东即墨杨氏是一大家族,经济厚实,族人众多,故供品质高而量丰,如除夕祭三世以上祖先,用大馒头、蒸卷各五个,糯米、黍米糕各二大方,牛羊猪三牲各一份,另有茶、酒,祭时烧纸钱。


明清时的油湾村,其人口约在一二百人左右,又因地处穷乡僻壤,经济落后,其祭祀想必不如江南、山东等地的大家族那样规模宏大,但是,主要仪程当是一样的。然而,据该村主持行傩的法师王本佑介绍,很久以来,王氏合族的祭祖仪式就已经由家族的傩祭代替了。何时替代,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是可以由法师的世代传承做一推断。油湾村王氏法师传承人,从思能公开始,到现在最小的传承人,共十七代,他们是: 


思能——廷恺——朝济——上朝——国桂——志杰——士忠——启兰——文光——明远——忠周——孝则——安康——邦济——本佑——贤儒——才华


思能公是在成化年间(1465—1487)从外地学得做法事的本领而成为法师的,他不可能一成了法师,就改变了家族祭祖的传统,而改用道士、巫师打醮行傩的祭祀方式,非要两三代法师的影响不可,才能改变族人的观念。若是从思能公的孙子朝济公开始,传统的家族祭祖方式改由家族傩祭的话,油湾村的家族傩当肇始于嘉靖年间(1522—1566)。

临武傩面


这种改变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儒教对家族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道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王氏家族的历史确实如此。王氏家族八世之前,读书风气很浓,族谱上标明为庠生、监生者数以百计,从八世祖开始,进学而后成为乡绅者则寥寥无几,入仕者更是凤毛麟角。从思能公开始到清末,谱上几乎找不到一位是县学诸生的人。可以说,王氏一脉迁移到油湾村之后,儒学的风气是愈来愈薄,可能在解放之前,文盲或半文盲的男丁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礼制的祭祖方式便发生了变化。说它变化,而不说它完全被道巫的行傩活动所替代,是因为此傩祭不同于一般的打醮与行傩法事,它是将家族传统的祭祖仪式和道巫的打醮行傩相结合,以家族传统的祭祖方式为基础,掺进了打醮行傩的一些内容。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家族傩。


家族傩有三点突出的表现:


一是主要在家族祠堂里进行活动。油湾村的傩仪,尽管有游村、路祭、敬土地神等,但是,它绝大多数活动的地点都是在家族祠堂里。何以会在家族祠堂中,是因为祠堂中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自然,被供奉的还有其他神祇,但是,王氏家族先祖的木雕塑像不仅数量多,占据的位置亦是重要的。无论是歌唱、舞蹈、乐器演奏的音乐,还是供品、纸钱,主要是让先祖歆享。


二是合族参与。一般的巫师法事和道士打醮,仅是巫师或道士在做踏罡布斗、念咒化符等事情,愿主家的人参与不多,村邻们只是看看热闹而已。油湾村的傩祭则完全不同,合族大小人等尤其是男丁都要参加。有的戴着面具,装扮成鬼神;有的在游村或路祭时,抬着或抱着祖宗的塑像或牌位;有的击鼓敲锣;有的点炮放铳;有的摇旗呐喊。即使不参加上述活动的,也会做后勤的事务性工作。2009年冬,油湾村举行傩祭活动,许多在外地打工的青壮年放下手头的工作,回村来参与祭祀。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是敬奉祖先和神灵的事情,作为王氏后代,是必须要尽的义务。既然是一个家族集体参与的行傩活动,其预期目的也就不同于一家一户的行傩活动,它是祈求合村老幼的安泰,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人的福祉。由悬挂的“愿语”即可以看出:“坊村扫除邪魔境”、“愿此黎民大吉昌”等等。自然,愿书最后签名的是“信士油榨湾村全体村民”[7]。


三是祭祀的时间与供品同于儒家的祭祖礼制。油湾村行傩法师王本佑或他的儿子王太保(贤儒)若到外地为人家行傩作法的话,有这样的程序:某人家因家宅不宁,牲口不兴旺,或为了求丁、求财、求福、求寿,请法师先为福主(祈福之人)作法许愿,然后请法师择日做法事还愿。然油湾村的家族傩祭则不同于一般的行傩法事,它必须安排在新年正月举行,而这与传统最重要的祭祖日期“元旦”是完全一致的。同样,其准备时间,亦从旧年的腊月开始。再说祭品,除了不断地杀雄鸡取血以祭祀族外神祇之外,最重要的供品是现杀的猪羊。在2012年的傩祭中,我看到案台上摆列的一如传统祭祖的供品。

油湾村傩事



二、家族傩是儒道佛与巫教的结


油湾村王氏家族傩的成分较为复杂,因它是以家族祭祖为基础的,其中有儒的成分也就自然而然的了。道教的成分也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由以下两个方面看出来。


一是供奉的神灵中有道教的三清大帝与八仙。在傩祭的主要地点凯公祠堂中,悬挂着三清大帝的图像,三清大帝是道教的最高神灵,分别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元始天尊,又名“玉清元始天尊”、“玉清大帝”、“天宝君”,全称“玉清圣境虚无自然原始天尊”。在“三清”之中位为最尊,也称原始天王,神仙中的第一位尊神。他是道教开天辟地之神,为上古盘古氏尊谓,天尊生于混沌之前,太无之先,元气之始,故名“元始”,位于三清之中。灵宝天尊,又称“通天教主”或“上清灵宝天尊”。原称“上清高圣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齐梁陶弘景编定的《真灵位业图》列其在第二神阶之中位,仅次于第一神阶中位之元始天尊。唐代时曾称其为“太上大道君”,宋代起才称为“灵宝天尊”或“灵宝君”。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为道教天神、教主。列三清之第三位。又称“道德天尊”、“混元老君”、“降生天尊”、“太清大帝”等。在道教宫观“三清殿”中,其塑像居右位,手执扇子,相传其原形为老子。凯公祠中没有悬挂八仙的图像,只是用文字表述他们的本领,如“洞宾一点镇乾坤”、“果老二万八千春”、“拐李仙师道德高”等等。


二是音乐歌唱基本上属于道教的。它有独唱、齐唱、散板式吟唱和鼓乐、吹打乐以及合奏等多种形式。单纯的器乐形式常用于法事的开头、结尾、唱曲的过门以及队列变换、禹步等场面;歌唱主要有“颂”、“赞”、“步虚”、“偈”等格式。演奏中,以吹管、打击乐器为主。无论是所演奏的乐器,还是曲调、歌唱的方式,和道教没有多少差异。


至于法师的服装、法器、踏罡布斗和咒语符箓亦属于道教的,至少接近于道教。譬如向神求愿的“愿书”与道教法事上的“愿书”格式完全是一样的,疏奏封面亦写着:“上诣   太上天曹掌愿府案前进呈秉道老君  心印谨封   焚香颁恩进愿大疏一道   俯伏百拜”。何以会在行傩活动中融入道教的成分?有两个原因:其一,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吸收了巫教的思想和巫教祈禳仪式,故而,人们称巫教为道教的源头。在道教形成之后,它的一套严整的法事仪式,又反过来对巫教产生了影响,巫教套用了它的求神还愿、驱邪纳吉等法事的程式。所以,人们总是将“巫”与“道”相提并论,在人们的认识中,“巫”与“道”是分不开的。其二,王氏家族的第十七世祖思能公出外所学的很可能是道教法事。因为他所生活的郴州地区,虽存在着几个宗教,但是影响力最大、人们信奉最多的还是道教。历史上郴州地区有“九仙二佛”之说,当地的苏仙岭就是一个闻名的道教圣地,百姓常到那里求福。从古至今,郴州地区的道教法事一直兴盛。思能公是出于增加收入的动机出外学法的,生意兴隆的道教法事,他自然最愿意学习。由传承其衣钵的后代法师的作法形式,亦可以断定思能公所习的是道教法事。据已经辞世的老法师王本佑和现在的法师王太保介绍,他们每年都到宜章、北湖、桂阳及本县临武等一些地方做二十几场“道场”。而在做道场时,基本上用的是道教的科仪。


佛教在王氏家族傩中亦占有一定的份额,在行傩活动中至少有三点表现:一是在着妆打扮上,有三位法师完全穿着僧人的袈裟,他们是以和尚的身份来参加行傩活动的。二是傩戏《三娘寻夫》中的来保,袈裟着身,戴着光头和尚的面具。油湾村前广场上的来保塑像下有这样的介绍:“得道高僧,喜游三山五岳。”戏中的表演也表明他是一个和尚,如在《夜叉关》中:


夜叉:你这个野和尚,经文、经忏、经点,

念得清楚,念得明白,还要念一个经。

来保:将军要我念一个什么经?

夜叉:念一个西弥山上的藏经。

来保:将军要我念一个西弥山上的藏经,

易得易得,你听着:

(唱)西弥山上一渡桥,这头踩起那头摇。[8] 



来保陪伴三娘万里寻夫,对于三娘的“过关”,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自然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三是傩舞《打狮子》彰显了佛教的力量。其表演内容是狮王与猴王为争夺珠宝而大战,狮王虽然凶猛,但最终还是被机智的猴王降服。猴王擒住狮王后,将其从山上牵了下来,经过长沙、衡阳,遇到了舞岳傩神,狮王被指点迷津,得到超度。这一内容显然受了孙悟空西天取经故事的影响,它让我们联想到了《西游记》第七十五回“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这里的猴王是佛的智慧与力量的代表,而狮王则是世俗中迷恋名利之人的缩影。

 

临武打神狮


在行傩活动中的儒道佛及巫教,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油与水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不论是哪一种,它们的目的与功能都是一致的,即求神祈福、驱邪纳吉。我们试以“路祭”为例,作一分析。


“路祭”在今日各地的行傩活动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是王氏家族傩的一个特色。然而在古代,路祭是时常举行的祭祀活动,它属于儒家的礼制。汉字“祖”,其词义之一就是祭祀路神。路神的作用有三,一是保护行人。人们在行旅之前,往往祭祀路神以求保佑。李白《留别金陵诸公》中所云的“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即是。二是引领亡魂回家。人们都希望客死他乡的亲人,其鬼魂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不能游荡在外,成为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于是,就祈请路神将他们引领回来。三是给人们招财进宝。清代顾禄《清嘉录》云:“(正月)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又说:“今之路头,是五祀中之行神。所谓五路,当是东西南北中耳。”[9]路神之所以当做财神,是因为财货无不凭路而行,人们祭祀路神,是冀求他们引财入门,或出行获利。


王氏家族傩的“路祭”,因融汇了儒道佛及巫教的成分,故其内涵比起民间的路神祭祀要丰富得多,相应地,科仪也要复杂得多。它动用的神灵有道的、巫的、佛的,还有民间信奉的武圣关云长。它的科仪作法既是道教的,也是巫傩的,如“会兵设宴”:用五个酒杯盛酒,按金、木、水、火、土五个方位放在茶盘中,两位法师手持雄鸡、法铃,摇旗作法,会集各路神兵猛将。接着,杀雄鸡,将鸡血滴入五只酒杯中,以款待神灵。也有的就是儒家礼制中的祭祖,如“会兵”之后的翌日黎明,由法师在祖祠中将装扮傩神的面具安置在供桌上,备三牲、酒馔等祭品,宣读祭文。它的功能亦很多,让神兵猛将驱除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以保障行旅安全;让关云长斩杀掉由傩神捉来的小鬼和将装有邪祟的草船送到村外烧掉,再将九位神摆成九宫八卦,法师持土地棍,念咒语,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走罡。意味将瘟神、百怪精邪等等封锁隔离,不得入村,以确保村庄安宁;将祖宗塑像、牌位以及傩神、道佛神灵的面具排列在路上,进行祭拜,其时法师祝愿时,请所祭对象帮助招来客死他乡的亲人鬼魂,是主要内容之一。

 

路祭



三、傩戏《孟姜女》寄托着家族的愿望


王氏家族在行傩活动中,都会演出傩戏《三娘寻夫》。这部戏由《夜叉关》、《云长二郎关》、《土地关》三个部分组成。剧写一个称为“三娘”的女子由弟弟来保陪同,寻找远方的丈夫。在旅行的途中,他们受到夜叉、关云长、土地神的阻碍,三娘以真诚的态度和对丈夫真挚的情感打动了百般阻挠的鬼神,使之放行。或许有人以为,可能在王氏家族傩中,还有很多傩戏剧目,因为长时间停演,只剩下了一部《三娘寻夫》。其实不然,我曾询问过法师王本佑先生,他明确地说,只有这一部。如果我们对南方的傩戏较为了解的话,会确信王本佑说的是事实。

 

临武傩戏中的关公


根据戏的内容来看,《三娘寻夫》是由《孟姜女》的戏剧改编而来的。她的丈夫亦是“范喜良”(只不过发音为“范石郎”),也是万里寻夫,路上也要经过很多的关卡,守关者同样不轻易地放她过关。而孟姜女的戏剧与行傩活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家族傩,几乎无一不演《孟姜女》。如流行于苏北的僮子戏,分布于重庆、四川[10]、贵州等地的阳戏,湖南、广西等地的傩堂戏、师公戏,皖南贵池的傩戏,等等,都有《孟姜女》的戏剧。在湖南许多方志中,常常记载着当地盛演傩愿戏《孟姜女》的风俗,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任沅陵教谕的向兆麟有《神巫行》一诗,云:“汝有病,何须药,神君能令百病却。汝祈福,有嘉告,神君福汝万事定。走迎神,巫吹角,呜呜神巫来降神……拜送神巫刚出门,阿郎哭爷已声吞。走过东邻还歌舞,今年高廪富禾黍,明年多财复善贾,事事称意惟凭汝,愿唱一部《孟姜女》。”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沅陵县志》“风俗”记载:“辰俗巫作神戏,搬演孟姜女故事。以酬金多寡为全部半部之分,全者演至数日,荒诞不经,里中习以为常。”清乾隆十年(1745)的《永顺县志》“风俗”也有类似的记载:“永俗酬神,必延辰郡师巫唱演傩戏。……至晚,演傩戏。敲锣击鼓,人各纸面,有女装者,曰孟姜女;男扮者,曰范七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泸溪县志》“风俗”云:“……入冬迎傩神还旧所许愿时,须唱一本《孟姜女》。”乾隆三十年(1765)《辰州府志》“风俗”中记述了这一带的傩戏情况:“……割牲延巫,或一日、二日,名曰‘还傩愿’,唱《孟姜女》戏。亲友来观者,以钱掷赏,名曰‘歌钱’。”清道光元年刊刻的《辰溪县志》“风俗”云:“如求财、求嗣、求雨、禳灾、禳病,必延巫致祝,或请道士建醮燃烛。又有还傩愿者,遇有祈禳,先于家龛焚香叩许,择吉酬还。至期,备牲牢,延巫至家,具疏代祝,鸣金鼓,作法事,扮演《桃源洞》、《神梁土地》及《孟姜女》等剧。主人衣冠,随巫拜跪,或一日、三日、五日不等。其名有‘三清愿’、‘朝王愿’、‘云霄愿’、‘白花愿’之属。亲友送贺,分掷钱赏巫,曰‘歌钱’。又,邻里有病,互为敛钱延巫,名为‘祈祷’,曰‘保福’。”清宣统元年(1909)《永绥厅志》卷三十“信仰民俗”云:“届三五年,延巫设坛,宰牲牢祀之,或三四日不等,名曰‘还傩愿’。唱《孟姜女》戏文,亲友来观者以钱掷赏,名曰‘歌钱’。”而演傩愿戏《孟姜女》的行傩活动基本上都属于家族傩。湖南的家族傩所演的傩戏除了《孟姜女》之外,还有《桃源洞》等剧目,而江西省广昌县有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孟戏”的傩戏,只演孟姜女的戏剧,这倒和油湾村王氏家族傩的傩戏一样。


为什么许多地方的傩戏都有或只有孟姜女的剧目呢?其原因大概有两个。


一是孟姜女戏剧中的“过关”演出,寄托着行傩家族生活平安、事事顺利的美好愿望。


江苏淮阴、盐城、连云港等地的傩戏———僮子戏,所演出的孟姜女故事的剧目,一般不搬演全部内容,而只演其中的《过关》。《过关》的剧情并不复杂,说孟姜女在送寒衣的途中,经过苏州浒墅关,关官向她索要财物,否则不许过关。盘缠用尽的孟姜女只得把自己的悲惨身世编成小曲唱给关官听,终于感动了关官,放她过关。僮子戏为什么在行傩时多半只唱《过关》一出呢?那是因为人们认为“过关”具有象征的意义,既然孟姜女过关了,那么遇到人生关卡的人们,可以祈求孟姜女顺带着一起过关,从此踏上人生的平坦大道。所以,当僮子(巫觋)们演完《过关》的节目之后,紧接着就带着出资做会(当地称行傩活动为“做会”)人家的家人做消灾纳福的“过关”活动:在院场上,僮子用三条长凳搭起一座“品”字形的小桥,上蒙白布,“桥”下放置一盛着水的木盆,盆中放一活鱼,此鱼为“替身郎”,它将代替人们承担所有的不幸。祈求一生平安顺利的人们在所有做会僮子们的带领下,手举纸幡,身披红巾,围着“桥”走七圈的圆场,走在最前面的是“领圣”(领到神仙圣旨)的僮子,他怀抱一只公鸡。僮子一边走,一边击鼓歌唱,唱词则是请求姜女娘娘施展法力,保佑人们闯过人生所有的关口。随后,僮子率领人们“射关”——用弓箭将东西南北四个关门射开。领圣的僮子用剪子刺破公鸡的鸡冠,把冒出来的鸡血依次点在每一个祈福者的额头上,以示他们从此以后远离灾难,一生平安。然后,领圣的僮子一个个高呼祈福者的名字:“×××过关啊!”另外一个僮子则应声道:“过来了!”应声答应者也可以是祈福者本人。如此一呼一答,直至祈福者全部过完。[11]


油湾村王氏家族傩的傩戏《三娘寻夫》也舍去了范石郎为何远出、如何与三娘结婚、夫妻俩为何又生生地分离开来、三娘寻到丈夫后又是怎样,等等的情节,只表演她“过关”的情况。一般的傩戏中,孟姜女仅过一个关,而三娘过的却是三个关,这个“三”,不是实数,而是多的意思,它象征着在人生旅途中,有着无数的关隘。三娘过关的难度也远远超出了其它的孟姜女傩戏。她所遇到的关官不是人,而是鬼神,要想打动他们,不是唱个《十二月花红》之类的小调就可以的,而是需要更大的努力,以致身心俱疲的三娘哀叹道:“过一关来又一关,关关盘我十九日。一心要往山中去,恐怕山中有豺狼;一心要往小路去,恐怕小路有歹人;一心要往大路去,恐怕大路有人盘。一心要往河边去,河边必有渡船人。”[12]《三娘寻夫》中“过关”的演出,除了像江苏的僮子戏那样预兆着家族男女老幼的平安,还会对王氏家族成员有着这样的启迪:人生的道路会充满着坎坷、关隘,但是只要有像三娘那样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就一定会到达目标。


二是该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和对繁重的徭役政策的不满。


中国人对生活的期望有很多,但最基本的则为夫妻在一起生活。在古代的农村,就是白天男耕女织,夜晚同处罗帐。之所以有这样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因为只有夫妻生活在一起,人生才有幸福的可能;只有夫妻不分离,家庭才算是完整的,男女才能阴阳互补、身心和谐、生儿育女、发家致富。就一个家族来说,人丁能否兴旺、后代能否在政治地位与财富数量上光宗耀祖,首先决定于家族成员能否按时婚配,能否多子多孙,能否有教育子女的严父慈母的良好环境。然而,这种美好的家庭生活不是由家族更不是由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统治者对待民众的态度。若统治者体恤民情,采取休生养息、无为而治的政策,民众不需要承受繁重的徭役,家族自然是田园如画,房屋俨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子孙繁衍,努力奋进。若统治者如嬴政、杨广那样,好大喜功,不恤民力,筑城开河,修宫建陵,必然会使大批青壮男人背井离乡,苦役连年,致使田园荒芜,怨女在室,不要说添人加口了,丁男不减亦无可能。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家族在其行傩求福的活动中,为何选择孟姜女的戏剧了。孟姜女万里寻夫的心理动机,实际上是对家室团圆生活的强烈渴望,是对生儿育女的热切期盼。而造成孟姜女与万喜良的人生悲剧的,毫无疑问,就是统治者的暴政。演出孟姜女的戏剧,既表达了人们对夫妻相依、儿女成群、桑麻丰茂、牛羊兴旺的乡村生活的憧憬,也抨击了多数统治者忽视民众福祉、恣意妄为的虐民政策。王氏家族所表演的傩戏《三娘寻夫》,毫不掩饰他们对合族平安、人丁兴旺的祈求,在该戏最后一出“土地关”中,土地神与后台的家族主事者有这样的问答:


土地:福主家中,锣鼓阵阵所为何事?

内白:迎接你土地。你土地来在福主家中

所为何事?

土地:赐福!

……

内白:你赐他的福都有了,还要赐他

家中人丁、赐他老者什么?

土地:重添甲子寿。

内白:赐他少者什么?

土地:四季注长庚。

内白:有妻者?

土地:早生贵子。

内白:无妻者?

土地:早配枕边婚。

内白:读书者?

土地:金榜题名。

内白:耕种者?

土地:五谷丰登。

……[13]


临武傩戏


该戏总是安排在全部行傩活动的最后来演出,以三娘的顺利“过关”预兆着合族之人在未来的时光中,能逢凶化吉,平安和顺;而土地神的赐福无疑增加了他们对自己、对家族未来的信心,并对幸福的日子充满了憧憬。


与祭拜祖先的仪礼、道士许愿还愿的法事相结合的家族傩祭,当成为家族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时,它至少有着两点意义:一是保持了传统的文化。在这个经济落后的小山村中,充满了典雅的文化气息。绝大多数王氏男性,不但有名,还有字。如接受我采访的村党支部书记王聪明,名本坚,以字行。现在主持傩祭的法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太保,名贤儒,字化凤,太保是他的号。现在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没有字号,即使是专业为中国古代历史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又有几个人承继传统,立字取号?二是会使村庄的人与人、人与自然极为和谐。据王氏家族的人们告知:油湾村从没有发生过吵骂打架、偷鸡摸狗的事情,人们都能按照《家训》的要求,为人处世:“凡宗族有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时有缓急,则相与扶持之。至于有丧事,不徒吊哭而已也,必为之致力焉,贫不能自给者,则助而葬之。”[14]从这些意义上说,家族傩祭的价值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临武傩事

临武傩事

 

[1] 《临武王氏宗谱》上册“谱系”第1页,1991年重修。为王氏后人、临武图书馆馆长王珍贤提供。

[2]《论语•八佾》第十二章。

[3]山东《即墨杨氏家乘•祭法》。

[4]常州《澄江袁氏宗谱》卷八《祠约》。

[5]山东《即墨杨氏家乘•祭法》。

[6]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十三《任氏祠规六则》。

[7]油湾村早期名为“油榨湾村”。

[8]《临武傩戏》第10—11页。临武县文化局油印,2009。

[9]顾禄《清嘉录》第22—2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10]于一在其《巴蜀傩戏》第三章“别具一格的演出剧本”中说:“第一类以梓潼阳戏、射箭提阳戏、傩坛戏、剑阁阳戏等为代表。这一类傩戏共同特点都有着天上三十二戏、地下三十二戏和每坛必演‘三女戏’——孟姜女、龙王女、庞氏女。”(P66)。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

[11]参见朱秋华《海州童子戏考略》。《艺术百家》1991年第2期第103—106页。

[12]《临武傩戏》第13页。临武县文化局油印,2009。

[13] 王本佑口述《临武傩戏》第30页。临武文化局2009年3月油印本。

[14]《临武王氏宗谱》上册“谱系”第123页。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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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刘祯

编辑:江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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